1831年，達爾文乘“小獵犬號”軍艦向南美洲（福克蘭群島和加拉帕戈斯群島）駛去，開啟了“物種起源”的探索之旅。這一路上他見識了無數奇異生物，并采集它們的標本作為進化論的證據。幸運的是，此時的他已經掌握了鳥類標本的制作技能，而這得益于他在愛丁堡學習“令他討厭”的醫學時，認識的一位黑人朋友。

01達爾文的黑人導師

這位朋友被稱為約翰·埃德蒙斯通（John Edmonstone），曾在南美洲德梅拉拉（現屬圭亞那）的一個木材種植園里做奴隸。埃德蒙斯通其實是他奴隸主的姓氏，而他真實的名字早已被人遺忘。

1817年，他隨奴隸主返回蘇格蘭，因廢奴法案他獲得了自由身。8年后，16歲的達爾文赴愛丁堡學醫時，埃德蒙斯通在愛丁堡大學的動物學博物館工作，恰好住在達爾文的附近。而達爾文之所以找到他學習，是因為埃德蒙斯通的補課費較為便宜。

愛丁堡大學校園（圖片來源：LWYang | Wikimedia Commons）

埃德蒙斯通向達爾文收取一基尼，每天一小時，為期兩個月。除了指導外，兩人還就埃德蒙斯通從南美洲了解到的第一手自然歷史進行了交談。

等到達爾文成功出海時，埃德蒙斯通教授的技能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在達爾文收集的眾多標本中，近500張是鳥皮。特別是加拉帕戈斯的知更鳥，幫助達爾文深入了進化論的思想。如果沒有當年補課學習的技能，這些極易腐壞的標本恐怕很難完整地帶回英國。

在“小獵犬號”的航海日記中，達爾文曾記述了一些奴隸制的令人厭惡的殘忍行為，形成了他廢奴主義的觀點，或許他看到他們時，也曾想起自己這位亦師亦友的黑人朋友。

韋奇伍德（達爾文外祖父創立）瓷器廠制作了一個紀念埃德蒙斯通的牌匾，貼在愛丁堡的一個酒吧上。

02華萊士與阿里

進化論的另一位巨匠，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Wallace）同樣也做了大量的實地考察，他的主要活動在馬來群島，在那里他發現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華萊士動物分界線：它將印度尼西亞群島分成兩個不同的部分，西部地區的動物主要來自亞洲，而東部地區的動物群則接近澳大利亞。

從1854年到1862年，華萊士在馬來群島的叢林、河流和山脈中探索了8年。期間，他有一個由導游、廚師、船務人員、搬運工、射鳥者及剝皮者組成的團隊的幫助。據統計，有多達100個助手代表他收集了125600份標本，在這些人中，他最信任的助手是一個名叫阿里（Ali）的馬來人，他后來自稱阿里·華萊士。

阿里·華萊士肖像（圖源：wallacefund，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

1855年，15歲的阿里在婆羅洲的砂拉越州遇到了華萊士。在成為他的當地向導之前，阿里是華萊士的仆人。華萊士在他的自傳《我的生活——事件和觀點的記錄》（My Life: A Record of Events and Options）中記述了這個“皮膚黝黑，身材矮小，黑發棕眼”的年輕人對他的幫助，以及他們在生病期間如何互相照顧的往事：

他很細心，很干凈，而且很會做飯。他很快就學會了打鳥，正確地剝鳥皮，后來甚至還能把鳥皮收拾得非常整齊。當然，他和所有馬來人一樣，是個好船夫，在我們旅途中遇到的所有困難或危險中，他都不慌不忙，準備做任何需要他做的事情。

阿里是華萊士的向導、馬來語老師、最重要的鳥類標本收集者。據學者估算，在華萊士的8050只鳥類標本中，大部分都是由阿里收集制作的。特別是從阿魯群島出發到望加錫北部的這段旅程期間，華萊士構思了他的自然選擇進化論版本，并就這一主題寫了一篇文章，后來他把這篇文章寄給了達爾文。正是這篇文章刺激了達爾文的行動，后者在第二年寫下了《物種起源》。

03林奈，奴役與被奴役的黑人

進化論中的黑人朋友只是自然發現史上的冰山一角，大航海與全球殖民以來，無數小人物為這一事業前赴后繼，每一個鮮活的人物可能只是對應了一棵小小的植株。

圖源：英國自然史博物館Hintze Hall

上圖是一種樗蒲科的熱帶常綠灌木,常被稱為苦梣（Bitter Ash）、蘇里南木（Suriname Wood）等等，它有一個拗口的學名叫做Quassia amara，是著名植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以一位被奴役的加納人夸西（Graman Quassi）命名的。

夸西的早期生活我們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大約于17世紀末出生在西非，年少時被奴役販賣到南美洲的蘇里南（當時是荷蘭的殖民地），在那里，和其他非洲奴隸一起被迫在糖廠工作。但或許是因為他精通醫學和靈學，幫助醫治其他人，因而他獲得了一點影響力。

夸西是第一位科學地描述“夸西”藥用價值的人，歷史學家認為他可能在1730年之前就發現了該植物的特性。它是非常厲害的催吐劑，在傳統醫學中，它還以茶的形式被用作消化劑、退燒藥，還可以抵御虱子、跳蚤和蚊子幼蟲等寄生蟲。從中提取的化學物質奎辛（Quassin）是自然界中最苦的物質之一。

大約在1761年左右，瑞典的博物學家尼爾斯·達爾伯格（Nils Dahlberg）造訪該地，與夸西相識，了解了這種植物的藥用價值。后來，達爾伯格又把他的經歷告訴了林奈。在林奈宣傳了這種植物的藥用價值后，它成為蘇里南的主要出口產品之一。

林奈書中的相關插圖。（圖源：volume VI of Linnaeus’ book, Amoeniates Academicae, p.429.）

夸西在植物學史上得到的正面評價不多，而蘇里南當地的黑人還往往稱他為叛徒。夸西曾擔任荷蘭人的偵察員和談判員，參與了對蘇里南叛亂黑人的殘酷壓迫，因而，有些黑人認為“他從他們那里獲得了醫學知識，然后帶領歐洲士兵進入森林”。

晚年的夸西早已成為自由人，并被送到了荷蘭海牙。在那里，荷蘭對他的貢獻做了表彰，他穿上了荷蘭海軍風格的衣服：藍色和猩紅色的衣服，上面鑲有寬大的金色花邊，和一頂白色羽毛的帽子。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夸西住在蘇里南的一座大房子里，由荷蘭政府支付，他自己也成為了一個種植園主，從自己的奴工身上獲利。

夸西的肖像（圖源：The celebrated Graman Quacy, an engraving by Wiliam Blake, Stedman, 1806）

04清代在華的博物家們

對于博物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們身邊的助手或多或少也會在歷史上留下姓名。倘若這位學者本身就是“非著名”人物，那么他的助手就更加隱形了。

約翰·里夫斯（John Reeves）是一位英國的茶葉檢查員。1812年，他受雇于東印度公司，被派往中國。相較于本文的其他自然學家，里夫斯在專業研究上淺嘗輒止，并未對進化論、分類學做出舉世矚目的貢獻，而是把科學當作一項紳士的愛好：他與傳教士馬禮遜合寫過一篇關于《本草綱目》的論文、一篇天文學報告，而他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大量極具異域風情的標本。

里夫斯在廣州的貿易港口工作，因而他有機會接觸到來自整個大陸的有別于歐洲的動植物。他與時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班克斯（Joseph Banks）通信，后者曾督促當時在中國的調查員調查“化人糞為萬能肥料的方法”。里夫斯到廣州花棣采購花卉，建立了一個當地聯系人網絡，與他們交流植物學知識，同時獲得相應的動植物繪畫和標本。

他最重要植物來源，是在他的中國朋友潘有度、潘有為花園中的罕見植物。潘有度是廣東十三行（清政府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巨賈之一，潘有為是他的弟弟。潘有度經常在花園里招待外國友人，他還曾經詳細向英國人講解過牡丹的習性。

里夫斯后來成為倫敦園藝協會的通訊員，將標本和圖畫寄回英國。然而，在所有幫助過里夫斯和其他在華博物學家的人中，潘有度、潘有為無疑是最著名的兩位。20年間，他利用當時中國的洋畫行業，在中國收集了2000多幅具有重要科學價值的植物學和動物學繪畫。這些藏品大多沒有簽名，是由委托的中國畫家創作的。

梅花，里夫斯藏品。

我們習慣于把進化論的重大突破歸功于歐洲科學家們的聰明才智，殊不知這些科學進步建立在對世界各地自然與文化的探索之上。沒有所謂“有色人種”的幫助，這些重要的科學突破工作恐怕要遲緩許多。

更重要的是，當年歐洲人對全世界的科學探索與奴隸貿易、殖民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大英博物館和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許多藏品，都是由奴隸制的利潤直接資助的。忘記世界各個族裔人民在這段歷史中的角色，是對歷史的背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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