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決定歷史的是當下的社會觀念。也有人說：“歷史從來不是獨角戲”，是各種各樣的因素都在共同影響著歷史。這些話描述的都是歷史發展的底層邏輯，而我們最熟悉的一般有以下三種：

◎地理環境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將歷史劃分為三大時段：長時段——地理環境；中時段——社會經濟結構；短時段——帝王將相的歷史。布羅代爾認為地理環境猶如大海的潛流，社會變遷如同潛流之上洶涌的潮汐，人物事件不過是潮汐的浪花。他在《文明史》一書中寫道：

“討論歷史，就是討論空間、土地、氣候、動植物等地理環境是如何被人類所利用。”

人類最早的文明都誕生于大河流域

比如中國等四大文明古國，都誕生于大河流域，基于水源充足、地勢平坦、土地相對肥沃、氣候溫和的地理環境，創造了輝煌農業文明與穩定持重、推崇道德的民族性格。他們認為這些都是地理環境在歷史進程中的傳遞。

◎新技術

技術是對生活中的現象有目的的編程，人類正是伴隨著“技術”才從野蠻走向文明。《技術的本質》一書寫道：

“是技術將我們與我們擁有了５萬年甚至更久的那種生活方式分開了。技術無可比擬地創造了我們的世界，它創造了我們的財富，我們的經濟，還有我們的存在方式。”

2200年前，馬鐙的發明，使人類文明的蔓延和擴張，有了前所未有的速度，踩在馬鐙上的騎士集團，被認為是歐洲封建制度誕生的重要推動力。

550年前，西歐小城梅因茨的一場大火，成為點燃歐洲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火種，災難中星落四方的古登堡工匠將禁錮在這里的印刷技術播撒到整個歐洲，知識和思考因此沖出了修道院和貴族莊園的圍墻。

240年前，英倫三島上第一臺蒸汽機的轟鳴，標志著人類進入工業時代，人類不到一百年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思想觀念

思想家以賽亞·柏林在《觀念的力量》一書中提出：透過思想或生活態度，觀念會對歷史起到極為重要的影響。就像盧梭的著作在羅伯斯庇爾的手中，就變成沾滿血漬的武器，摧毀了歐洲的舊體制。

歷史的因因果果，是非定論，無一不是思想縱橫馳騁的結果。思想觀念永遠是制度的第一因，一個國家崇尚什么樣思想，就有什么樣的國運。

一個民族的性格，以及世界觀、思維方式，就是在一個又一個新思想的影響下形成的。觀念和意志的力量，強有力的塑造了當今的世界。

無論是地理、技術還是思想，他們都用自己的理論在詮釋著歷史，歷史的研究方法也大多走不出這三者的范圍。

但美國歷史學家麥克尼爾認為，除了常被歷史學家當做研究主角的上述因素之外，還有一個隱藏在人類歷史變遷中的重大因素。

無論是雅典的衰落荒蕪，羅馬帝國的怦然倒塌，甚至整個美洲文明的徹底消失，這些重大歷史轉折的背后，有一個幽靈的身影，它就是——瘟疫。

瘟疫，盡管是人類內心最深的恐懼，但卻很少有人關注它對歷史的影響。其實，人類文明史上劃時代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就是一場被稱為“黑死病”的大瘟疫的副產品之一。

▌被瘟疫終結的中世紀

1347年10月，一艘破舊的熱那亞軍艦在意大利西西里島的墨西拿港停靠，登岸的不僅僅是一群衣衫襤褸的潰兵，還有幾十只攜帶著鼠疫病菌的老鼠。從此，這個可怕的幽靈——被稱作“黑死病”的大瘟疫迅速席卷了整個歐洲。

根據麥克尼爾《瘟疫與人》一書的描述，短短三個月內，歐洲最繁華的佛羅倫薩就有一半的人口感染死亡。

“患者感染后，甚至在與人交談時會突然倒地死亡......每天黃昏，就有人推著獨輪車，手里搖著鈴到處喊：‘收尸了，收尸了’，此時，家家戶戶會把尸體搬上車，推到城外焚燒。”

黑死病傳播圖

人們把患者家的門窗都用木板封死，許多人活活餓死。甚至只要身上出現了一個腫塊，或者出現了一點點的皮疹，都有可能被拉去活埋。不僅如此，兄妹之間、夫妻之間也互相拋棄，更有甚者，父母棄孩子不顧。

《企鵝歐洲史·中世紀盛期的歐洲》一書中記載，在短短幾年間，黑死病致使近2500萬人殞命，在世界末日的陰影下，歐洲人覺得沒什么指望了，但也偏偏是瘟疫后，歐洲開始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民族國家興起、工業革命……執掌世界發展的牛耳，這又是為什么呢？

瘟疫的肆虐，讓歐洲歷史出現了重大轉折——無論宗教、人口、經濟還是社會組織形式，都因此發生巨變，直至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天主教會權威不在，信譽掃地

瘟疫的后果不僅是大量神職人員的喪生，更是信仰上的重創。

《瘟疫與人》一書中寫到：“當黑死病爆發把瀕臨死亡的恐懼植入整個社會時，日常規范及習俗制約隨之崩潰。”

人們開始蔑視教會和國家權威，寄希望通過苦修“贖罪”，無數人用皮鞭或鐵鐐鞭打自己，卻根本無濟于事。

教堂的鐘聲不停地為新的死者哀鳴，薄伽丘在《十日談》中將黑死病描述為“憤怒的上帝對我們罪行的懲罰”。

虔誠的人們相信，盡管光榮與苦難都是上帝的意志，但如果連上帝最忠誠的子民——教士與修女都不能幸免，那么聽從教會的指導，真的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顧嗎？

正是這樣的疑問，撬開了中世紀鐵幕籠罩下的第一道曙光，以人為本的文藝復興思想在佛羅倫薩被點燃，也為日后的宗教改革埋下了伏筆。

◎歐洲人口銳減，農奴制自動瓦解

束手無策的醫生在恐慌之下，完全失去了理智，開出了各種奇葩療法：催吐、煙熏房間、用尿洗澡，甚至讓病患蹲在茅坑前聞幾個小時的屎臭味，意在“以毒攻毒”——而這些行為反而讓傳染源持續擴大，導致全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喪生。

中世紀的歐洲鄉村，農奴依附于地主開墾耕作。但瘟疫讓一整片、一整片土地上的勞動人口全部滅絕。黑死病過后，幸存下來的勞工變得極為珍貴，如果不想讓土地徹底荒廢，那么封建地主只有兩個選擇：或者花大價錢雇傭自由勞動力，或者把土地出租給鄰村幸存下來的農民。

而領主們一旦這樣選擇，也就正式簽署了中世紀莊園經濟的死刑審判書，從此再也沒有可能回到從前的狀態。

經濟學家格雷戈里·克拉克認為，雖然很殘忍，但“任何推動死亡率上升的事件，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均財富”。工人在黑死病之后享受了大幅的工資上漲。勞動力的不足，使得社會財富被重新分配，以節省人力為目的的新制度與新技術被空前的重視。

到了16世紀，既沒有國王的敕令，也沒有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曾經禁錮整個西歐的農奴制徹底崩潰了，大量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已經做好準備，只等著工業革命的一聲召喚。

1348年佛羅倫薩的瘟疫繪圖

◎公民自治組織開始興起

隨著貴族逃到鄉下躲避瘟疫，市民階級開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

當黑死病開始襲擊沿海時，擁有30萬城鄉人口的佛羅倫薩，為保障市民的安全需求，議會馬上緊鑼密鼓的制定應對之策。

佛羅倫薩牽頭組織防疫委員會。頒發健康證、建立隔離區、記錄死亡人數、組織慈善活動、喪葬事宜和城市治安。市民衛隊負責密切監視邊境上的外邦人，努力杜絕更多感染群體滲入……

看似勢單力薄的獨立城邦，在面對危機時卻發揮了比封建大國更加強有力的措施，創造了罕見的免疫孤島。

正如有學者指出：“黑死病是歐洲歷史的恥辱，因為它暴露了大帝國政府組織的渙散……對于歐洲人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教訓，它使人們認識到了自己居于危巢之中的本質。”（《企鵝歐洲史》）

這些自由城邦不但是抗擊瘟疫的重要力量，更培育了一個有一定獨立自治能力的公民社會，為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奠定了社會基礎。

隨著神權桎梏的解放、人身關系的自由、市民的興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全新時代蓄勢待發。

黑死病的結束是歐洲歷史的分水嶺——它徹底改變了歐洲。如今生活在現代的歐洲人，99%的基因里都有瘟疫留下的痕跡，他們是那場浩劫的幸存者。

▌瘟疫：人類的敵人，歷史的推手

瘟疫對我們來說，是身邊“最熟悉的陌生人”。每過幾年，總免不了被它恐嚇一下。可又有誰能想到，人群的遷移、文明的榮枯、社會的盛衰、宗教的沉浮、政體的變革、產業的轉型、科技的發展——歷史上一切的一切，竟然都繞不開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致病微生物。

美國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反復強調這樣一個觀點：

“知識與技術盡管能夠深刻影響人類同微生物的關系，但就本質上看，依然不可能消滅瘟疫的存在、不可能讓人類由吃與被吃的食物鏈中解脫出來。看似弱小的微生物，對人類而言，是比豺狼虎豹還要兇猛、還要高效的捕食者”。

簡而言之，人類社會全都處在“微寄生”和“巨寄生”間的危險平衡當中。“微寄生”指的是各種致病微生物，而“巨寄生”指的是寄生于人類的統治階級等。

麥克尼爾認為統治階級也是對人類的寄生

這兩種寄生物都寄生于人類社會之中，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種文明的誕生和興盛，都是微-巨寄生兩者達到均勢的結果。這種均衡非常脆弱，人類任何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的改變、生產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發展等，都可能導致均衡的破壞。

黑死病的傳播，其直接起因源于那個時代的交通革命——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打通了中西之間的商路，使得各國間的交流前所未有的暢通。病菌便悄然的進入一個又一個港口，沿商路走向內陸，緩慢滲入農村的廣袤土地，最終造成了全歐洲三分之一人口的死亡。

只有瘟疫等“微寄生”肆虐將平衡破壞之后，人類的巨寄生才會被迫調整以適應新的平衡。因此，當橫掃一切的黑死病逐漸消退后，歐洲的社會內部也醞釀起巨變的種子。

在這種失衡與再平衡的不斷轉化中，人類的歷史雖然充滿曲折、血淚與苦難，卻始終保持著持續前進的動力。

這樣看來，瘟疫既是人類的“大敵”，又是“推手”，這種優勝劣汰，不管人們是愛是恨，它們就在那里。

就像五大文明的發源地，也正是“五大疾病圈”。每一處文明與“微-巨寄生”維持平衡的模式，都是這一文明政治風俗、文化形態甚至“民族性”的生動體現。

關于瘟疫對中國的影響，麥克尼爾認為：瘟疫盡管對十三世紀中國人口的減半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可他對中國的影響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是因為中國早在漢代就形成了農民與官僚地主的強大巨寄生平衡，瘟疫無法像對歐洲一樣徹底的顛覆平衡。

換句話說，中國幾千年的超穩定超震蕩，都取決于中國本身強大的微-巨寄生平衡能力。

▌歷史的變量：少數靠偏見，多數靠猜測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和他的夫人阿里爾·杜蘭特耗盡畢生心血完成了一部氣勢恢宏的史學巨著《文明的故事》。研究了大半輩子歷史，應該對歷史規律了然于胸了吧，但是他們卻說：“絕大部分歷史是猜測，其余的部分都是偏見。”

杜蘭特夫婦認為：“歷史嘲笑一切將其納入理論范式和邏輯規范的做法，歷史是對我們概括化的最大反動，它打破了全部規則：歷史是個怪胎。”

人類社會不是科學實驗室，我們無法用“控制變量實驗”來驗證哪個因素發揮了最關鍵的作用。在這樣的復雜系統中，你擁有什么樣的觀念視角，你腦中的世界就是什么樣的。歷史，從來沒有決定論。

其實地理、技術、戰爭、瘟疫等因素都是通過影響人的思想觀念來影響歷史，觀念最大的價值就在于他像一個操作系統一樣能容納各種各樣的“軟件”，來處理運算復雜問題，我們的視野越是多元，對歷史的理解也就越深刻。

威廉·麥克尼爾是公認的全球史觀代表人物

如何理解歷史進程，這一宏大的話題距離我們的日常生活比較遙遠。然而，比提升歷史素養更重要的是，透過不同的思想來洞察歷史，從而提升我們的思考能力，更新迭代我們的心智模式。

那么認知復雜世界需要怎樣的心智模式？人類歷史的演進非常復雜，其實不止歷史，國家、企業、組織、個人都越來越復雜。然而，我們的心智模式還停留在“單一觀念”的階段，這相當于一根筋、單細胞動物。

比如，用統治階層的腐敗來分析羅馬帝國的滅亡，而基本無視羅馬帝國經濟結構的缺陷、小冰期、瘟疫、制度、宗教文化等因素。

這種心智模式不僅無法認知復雜世界，還會導致錯誤歸因。比如，西方世界的興起，按照認知復雜問題的心智模式，主要源于新教倫理與制度優勢，然而，許多人將其錯誤地歸因于殖民掠奪這一單一因素。

再比如，我們常說制度決定一切，然而，在中國近代史中，雖然照抄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卻持續陷入動蕩與蕭條，究其根源在于，任何制度，不過是對特定觀念的表達。因此，唯有基于觀念共識的制度變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觀念地基的制度，終究是無源之水。誠如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所言：“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