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第一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現行1萬日元大鈔正面，印著福澤諭吉的頭像。一萬元是日本錢幣最高面額，舊款一萬日元的主人是日本“釋迦牟尼”圣德太子，而福澤以新換舊，可見在日本歷史的地位和影響力超過了圣德太子。

舉世皆知，近代日本崛起于明治維新。明治維新成于“三杰”：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桂小五郎）。“三杰”里并無福澤諭吉，但是為什么日本人在最高價值的錢幣上留下了福澤，而不是西鄉、大久保呢？

這主要是因為，維新三杰都是政治家，這些政治家推動的是對日本國家制度的改變，而福澤諭吉是思想家，他改變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

福澤諭吉對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體轉向“獨立之心”。

雖然福澤沒像西鄉隆盛那樣，用武力推翻幕府、推行政改，但在倒幕維新的多事之秋中，他也是冒著生命危險辦學辦報，在兵荒馬亂中堅持開啟民智，鼓吹西化。

福澤諭吉對明治維新的貢獻，相當于亞當斯密加上約翰洛克對英國的貢獻。可以說，他是明治維新的思想導師與精神領袖。明治維新成功后，作為“突出貢獻者”，福澤諭吉當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請，入閣做官，但他卻一再拒絕，終生沒有做官。

當時日本雖處近代，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愿做官，人們不理解他為什么這么做。

福澤諭吉給出的答案是——“愿做獨立的榜樣”。他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有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

福澤諭吉認為：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于強民，而強民的標志，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學教育的遺害。所謂“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能從這種迷信中把人們喚醒，使之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

誰也不曾想到，這個日本“獨立之父”，早年竟然還是“儒家信徒”。福澤諭吉1835年出身于武士家庭。家境貧寒，直到14歲才入當地的私塾學習漢學，爾立之年成為遠近聞名的漢學家。漢學家福澤諭吉的思想巨變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正值不惑的他三次赴歐美考察，其思想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沖擊。于是曾經主張“和魂漢才”的福澤諭吉的思想發生巨變，開始重大轉型、投向“和魂洋才”。

福澤諭吉的思想巨變在他的著作《勸學篇》及《文明論概略》中體現深刻。在《勸學篇》里，他把學問當作個人及國家獨立的工具。福澤諭吉將學問分為兩種：有形的學問（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無形的學問（心理學、神學、理學等）。在福澤諭吉眼里，實用的知識最為重要，而遠離生活實際的知識則次之。

福澤諭吉反對脫離實際的學問，出于這種思想，他開始排斥孔子，摒棄儒學及漢學。因為他判定儒學及漢學是近代社會“脫離實際的學問”。福澤諭吉認為，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

福澤諭吉主張重視實用知識的學習，他眼中的“實用知識”就是指洋學，即西方科學。所以他大力提倡學習西洋科學，他不僅重視數學等自然科學，對法學、社會學等西方社會科學也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棄漢從洋”和“獨立”思想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近代日本稟承他的思想，在明治維新時期的近代化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志性口號。并且，在他創辦的慶應大學和《時事新報》影響下，一批獨立知識精英、新日本人脫穎而出。

福澤諭吉稱自己對政治不熱心，其實，筆者依其一生作為而分析——他并非對政治不關心，而是看不起官，不屑作官。他并不認為，一個校長的影響力就不如一個首相。他給自己的角色定位，應該是“日本國家大校長”。

作為“日本國家大校長”，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作為現代日本之父，《脫亞論》的作者。福澤諭吉，在解析中國儒學，倡導西學維新的論述中，從“人與人平等”作為切入點，并宣揚“人心解放”和“人欲解放”的自由精神。

福澤在他的論述中指出，三綱五常的關系模式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孔子為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于治與被治的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知識進步，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和文明的進步其實是獨立于儒學而發展的。儒生除了死讀書和做官之外一無所成。

福澤高度贊揚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于解開了人們精神上的枷鎖，使人的心靈和思想得到了解放。注重精神之獨立自由是所有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為之奮斗的目標。只有中國的儒學，永遠讓你匍匐在孔子的腳下，不得站立起來。

福澤福澤諭吉是日本文化維新運動的開山鼻祖，在日本歷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讓日本徹底擺脫了孔儒的羈絆，大步向現代文明國家邁進。福澤諭吉是現代日本的指路明燈，他的頭像被印在10000日圓的正面，供世人永久敬仰。

福澤諭吉堅決反對封建社會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擊封建時代的專制壓抑。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第一篇開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見其對于封建專制的抨擊和對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勸學篇》后續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會契約論，提出要使國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對均衡。這種均衡說體現了福澤獨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學說。

此外，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中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系到國家之自由獨立”。而要達到個人的自由獨立，就必須要具備數學、地理、物理、歷史等等現代科學知識。福澤的代表性語言就是“獨立自尊”，這也成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澤毫無疑問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最高級別的精神導師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勸學篇》17篇，《福翁自傳》，《脫亞論》。尤其是《勸學篇》十七篇，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本。

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在《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地提倡在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于優勝劣汰的思想，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吁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采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滿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

福澤諭吉對于西洋文明并非沒有取舍。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于《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干明。

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支那（中國）和朝鮮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但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通過出資購買武器來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

所以無論如何認為，作為日本當時的精神導師的福澤在推動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問題上絕對難辭其咎。他在《脫亞論》中對亞洲的觀點，尤其在當時福澤諭吉作為明治時期的日本民眾精神導師的地位導致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民眾的心理，而這種普遍存在的觀點，成為日后日本軍隊在亞洲國家實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學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亞洲路線的基本設計者，堪稱“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而福澤“脫亞”的理論至今仍在影響著日本的發展，可以說是“現今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的總根源”。

當下中國，共和近100年，始終找不到好的發展模式，一直找不到立國的根基，以為有宇宙真理在手，以為一套斗爭哲學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卻不想成為整個民族的災難，成了全世界少有的沒有信仰的大國孤島，成為典型的物質主義，沒有思想內涵和素質的大國，國民素質問題成為世界熱議的話題，沒有個人人格的獨立，就沒有個人素質的進步和升華，這樣的民族是托不起大國夢的，談不上對世界的貢獻，只有一味的消耗和索取，必須做出深刻的反省和變革。

如國人沒有獨立的精神，國家獨立的權利還是不能伸張。其理由有以下三點：

第一、沒有獨立精神的人，就不會深切地關懷國事。

所謂獨立，就是沒有依賴他人的心理，能夠自己支配自己。例如自己能夠辨明事理，處置得宜，就是不依賴他人智慧的獨立；又如能夠靠自己身心的操勞維持個人生活者，就是不依賴他人錢財的獨立。如果人人沒有獨立之心，專想依賴他人，那么全國就都是些依賴他人的人，沒有人來負責，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沒有帶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會上有一千個瞎子和一千個明眼人，認為只要由智者在上統治人民，人民服從上面的意志就行。這種議論雖然出自孔子，其實是大謬不然的。

在一個國家里面，才德足以擔任統治者的，千人中不過一人。假如有個百萬人口的國家，其中智者不過千人，其余九十九萬多人都是無知的小民。智者以才德來統治這些人民，或愛民如子，或撫牧如羊；他們恩威并用，指示方向，人民也不知不覺地服從上面的命令，從而國內聽不到盜竊殺人的事情，治理得很安穩。可是國人中便有主客的分別，主人是那一千個力能統治國家的智者，其余都是不聞不問的客人。既是客人，自然就用不著操心，只要依從主人就行，結果對于國家一定是漠不關心，不如主人愛國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內的事情還能勉強對付，一旦與外國發生戰事，就不行了。那時候無知的人民雖不至倒戈相向，但因自居客位，就會認為沒有犧牲性命的價值，以致多數逃跑，結果這個國家雖有百萬人口，到了需要保衛的時候，卻只剩下少數的人，要想國家獨立就很困難了。

由此可見，為了抵御外侮，保衛國家，必須使全國充滿自由獨立的風氣。人人不分貴賤上下都應該把國家興亡的責任承擔在自己肩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應該盡國民應盡的義務。英國人和日本人都愛護自己的國家，因為本國的國土不是屬于別國人，而是屬于自己的，所以愛國應該和愛自己的家一樣。為了國家，不僅要犧牲財產，就是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這就是報國的大義。

原來政府管理政務，人民受其統治，只是為著便利而劃分。如果面臨關系全國之事，就人民的職責來說，是沒有理由只把國事交給政府，而袖手旁觀的。只要具有一國國籍的人，就有在那個國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飲食起居的權利；既有他的權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義務。

從前在戰國時代①，駿河的今川義元率領數萬兵力進攻織田信長時，信長在桶狹設伏邀擊今川所部人馬，斬殺義元。今川的將兵都象小蜘蛛一樣不戰而散，當時負有盛名的今川政權便一朝滅亡，連痕跡也沒有了。然而兩三年以前的普法戰爭，法國皇帝拿破侖在戰爭初起時就被普國生擒，可是法國人不但不因此失望，反而越加奮發，努力抗戰。以后雖然守城數月，付出很大犧牲，才停戰講和，但法國卻保持了原狀。這次戰役與今川戰爭相比，卻不能同日而語。因為駿河的人民僅依靠今川一人，自居客位，不認為駿河是他的祖國；至于法國愛國之士，則多深憂國難，不待人勸，就自動為本國作戰，所以才有這樣的不同。由此可見：在抵御外侮、保衛祖國時，全國人民要有獨立的精神，才能深切地關心國事，否則是不可能的。

①公元十五世紀末葉起，在日本群雄割據，互相爭戰，一直到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完成統一為止，共達百年，這個時期稱為戰國時代。——譯者

第二、在國內得不到獨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觸外人時保持獨立的權利。

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賴別人；依賴別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諛諂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諂媚人，逐漸成了習慣以后，他的臉皮就同鐵一樣厚。對于可恥的事也不知羞恥，應當與人講理的時候也不敢講理，見人只知道屈服。所謂習慣、本性即指此事，成了習慣就不容易改變了。譬如現在日本平民已經被準許冠姓和騎馬；法院的作風也有所改變；表面上平民與士族是平等了，可是舊習慣不是一下子就能改變過來的。因為平民的本性還是與舊日平民無異，所以在言語應對方面還是很卑屈。一見上面的人，就說不出一點道理來；叫他站就站；叫他舞就舞。那種柔順的樣子，就象家里所喂的瘦狗，真可以說是毫無氣節和不知羞恥之極。

在以前鎖國的時代，舊幕府實行嚴加約束的政策時，人民沒有氣節不僅不妨礙政事，反而便于統治。因此官吏就有意使人民陷于無知無識，一味恭順，并以此為得計。可是到了現在與外國交往之日，如果還是這樣，就有大害了。

譬如，鄉下商人想和外國商人交易，懷著恐懼的心情來到橫濱。首先見到外國人身體魁偉、資本雄厚、洋行很大、輪船很快，就已經膽戰心驚，等到接近外商，與他們講價錢，或遇外商強詞奪理時，不但驚訝，又畏懼他們的威風，結果明知他們無理，也只有忍受巨大的損失和恥辱。這種損失和恥辱不是屬于他一個人，而是屬于一國的，實在是糊涂愚蠢。但如追溯其根源，卻在于其先輩世代缺乏獨立精神的商人的劣根性。商人常受武士欺凌，常在法院里挨罵，就是遇見下級的步卒，也要把他當作大人先生來奉承，其靈魂已徹底腐爛，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洗凈。這些膽小的人們，一旦遇到那些大膽和剽悍的外國人，是沒有理由不膽戰心驚的。這就是在國內不能獨立的人對外也不能獨立的明證。

第三、沒有獨立精神的人會仗勢作壞事。

在舊幕府時代，有一種叫做“名目金”①的勾當，即假借權勢強大的“御三家”②的名義放貸款，辦法非常蠻橫，實在令人可恨。如果有人借錢不還，本可再三向政府控告，但他們因害怕政府而不敢去控告，卻用卑鄙手段，假借他人的名義，依仗他人的權威來催還貸款。這真是一種卑劣行為。現在雖然聽不到出借“名目金”的人，但社會上難免沒有假借外國人名義放貸款的人。

由于我們沒有得到確證，所以不好明白指出，但如想起往事，也就不能不對今世之人有所懷疑了。今后萬一要與外人雜處，而有人假借外人的名義來干壞事，就不能不說是國家之禍。因此，人民若無獨立精神，雖然便于管理，卻不能因此而疏忽大意，因為災禍往往出于意外。國民獨立精神愈少，賣國之禍即隨之增大，這就是前面所說的仗勢作壞事。

①名目金：即借用有勢力的如御三家、大名、寺社的名義出借的貸款。利息高，訴訟有優先權，對貸款人有利。——校者

②指德川時代的水戶、紀州及尾張三家（藩），首代藩主均系德川家康（首代將軍）之子，在諸侯中最為顯貴。——譯者

以上三點都是由于人民沒有獨立精神而產生的災禍。生當今世，只要有愛國心，則無論官民都應該首先謀求自身的獨立，行有余力，再幫助他人獨立。父兄教導子弟獨立；老師勉勵學生獨立；士農工商全都應當獨立起來，進而保衛國家。總之，政府與其束縛人民而獨自操心國事，實不如解放人民而與人民同甘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