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廣義的邏輯就是上帝，就是邏各斯即道

《舊約》第一篇《創世紀》開宗明義：“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說出一個詞，立刻就出現這個詞的對象或曰對應物（邏輯學謂之概念的“外延”）；上帝說出一切詞，于是便有了一切物。先有詞，后有物，就這么簡單！這意味著精神比物質重要，精神（語詞）創造了了物質。

《新約》圣經“四福音”中最代表基督教而最少猶太教影響的《約翰福音》的作者開宗明義：“宇宙被造以前，logos（詞或譯“道”）已經存在。詞與上帝同在，詞就是上帝。”或者翻譯為：“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有必要說明，四部福音書都是用希臘文而非希伯來文寫成的，除《約翰福音》以外的另外三部福音書因為取材、結構、觀點大致相同。以上引用正是《約翰福音》開頭的幾句，可謂字字千金，當然后面還有一句不可掉以輕心：“于是詞（常譯為“道”）成了肉身，即詞化身為耶穌”。而雅典娜的處女之身是從宙斯的腦袋即思想中誕生的。這真是門當戶對的好姻緣，于是雅典“新娘”與希伯來“新郎”交拜天地，而且坐“床”（柏拉圖師徒之“床”），產生了基督教文化。

《約翰福音》因為遷就希臘哲學而替基督教神學留下了一個猶太教原本沒有的難題：猶太教的上帝先于詞語，無須用后起的語言證明；基督教的上帝等同于詞語，就必須用語言加以證明。而且證明上帝的本體存在的同時，還必須證明詞語創造了一切，因為上帝創造了一切。這就是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全部工作。無論托馬斯.阿奎那們的努力是否成功，“詞先于物”或“本質先于存在”實際上就成了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內容。這種信仰無論是被稱為“實在論”、“觀念論”、“本質主義”，還是被稱為柏拉圖主義或托馬斯主義，它總是西方世界最基本的文化圖式和思維模式，甚至他們的對立面也無不如此。帕斯卡爾說“人是能思維的蘆葦”。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同樣是思維先于存在的翻版。而關于“思維”與“語言”的關系，大部分西方哲學家都重復過恩格斯的話：“一切思維都是語言的思維。”唯有中國提倡無語言的思維，顯然是與上帝唱反調。

二，狹義的邏輯根源于上帝

希臘思想家所說的理性就是邏輯，邏輯logic源于logos。Logos被希臘哲學家視為神。希臘哲學指出：物直接呈現的物質形態是由其背后的理念、形式或邏各斯決定；形式(Form)規定著事物的本質，而質料(Material)只是被動的可能性。真正構成上帝概念胚胎的還是柏拉圖的“理念”和亞里士多德的“純形式”。這個純形式的規律就是亞氏創造的形式邏輯。“邏各斯”是正義的化身，這些正義的純形式顯示在思維領域里就生成了形式邏輯的內容。

狹義的邏輯即上帝的理性顯示在人類思維中的正確思維形式。形式邏輯誕生后，首先應用在幾何學中；幾何學的成功反證了形式邏輯的正確。幾何學里說：體由面構成，面由線構成，線由點構成；那么“點是什么？”答案是：點是沒有大小的，或者說要多小就多小，沒有長寬高，等于零或等于“沒有”。可見，點是一個唯心的抽象。那唯物主義者會說：你弄一個沒有大小的“點”給我看看。答復：無法弄出來。然而，這個無法弄出來“點”就是幾何學的根本。

也就是說，在邏輯學的公理體系中，初始概念（如“點”）是無法定義的，是沒有對象的“純形式”，這個“純形式”被亞里士多德視為上帝。可見，形式邏輯根源于上帝。

由此可以斷言：“神”相當于幾何學的“點”，相當于宇宙學的“奇點”，它是公平正義、自由平等的根本！幾何學需要一、二條公理作基礎，而這些公理卻是無法證明的。無論是歸納法，還是演繹法，那個最初的知識根據是理性無法證明的。實際上許多推理和許多判斷，追根溯源找那個第一原理的話，就只能是上帝。正如伏爾泰所明確斷言的：“只要我們考察一個最根本的原理，就必須求助于神”。

三，基督教誕生于希臘文化中

上帝并不是橫空出世的，在上帝未生之前，西方文化已有了他誕生的土壤，這土壤就是希臘理性主義哲學。

西方人崇拜上帝，追求精神自由，產生了邏輯思維的說理文化。柏拉圖指出：政治家的首要素質就是要懂邏輯思維，邏輯思維是最基本的統治技術。人的靈魂如果撇開一切物質的東西，就是跟神（的法律）打交道。“理性的推理(即邏輯）才是人的靈魂通往神的一條道路”，這不是一勞永逸似的“大道至簡”，而是一個不斷接近神的過程。

亞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學、邏輯學和物理學與數學一起合稱為“理論”的知識，而“理論”在古希臘語里的本義是凝視，他認為理論的知識是一種不為其它實用目的而只為知識本身的知識，是最高貴的靜觀知識。亞里士多德說：神是純粹自我沉思的理性，是事物運動的最高目的；萬物都趨向這個最高善、最高目的而運動。亞里士多德認為人之所以高貴是因為人有理性，而人的理性起源于神的理性也最終統一于神的理性。“如果理智對于人來說就是神，那么合乎理智的生活對于人來說就是神的生活。”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通過思辨即形式邏輯就能通達神性，從而實現人的不朽。這種理性觀后經斯多葛派的改造而普及于希臘語社會。

斯多葛派的創始人芝諾(前336～前264)指出：“邏各斯”或“宙斯”或“理性”是宇宙秩序的創造者、主宰者；自然法就是遍及宇宙的統治原則，也就是神。它的命令就體現著公正、客觀。神圣的理性作為一種遍及宇宙的萬能力量，寓于所有人的頭腦中，是法律和正義的基礎，在整個宇宙中普遍有效。因而正義是普遍的，不應因其正義體系不同而不同。所以，不應該有正義體系不同的城邦國家。由于所有的人本性相同，共同受自然法的支配；因此，人類就構成一個情同手足的整體、一個世界國家。人類應和諧相處在一個統一完善的世界國中，這個世界國家的法律就是自然法。由于每個人的靈魂分享了宇宙靈魂的“圣火”——理性，因此無論出身、地位、財富如何不同，他們都是神的兒女，都是世界國家的公民，相互間是平等的；因性別、階級、種族或國籍不同而對人進行歧視的做法是不正義的，是與自然法背道而馳的。斯多葛派的理性觀和人人平等的世界公民觀被少數猶太教人士接受，他們以此為基礎把猶太教改成了基督教。

四，沒有上帝的民族必然僵化成醬缸

根據丹皮爾的說法，一個沒有上帝觀念的民族，總體上就與科學絕緣了。當上帝在實施第一推動（first cause）的時候，漢民族不知道怎么回事把上帝給得罪了，于是乎，漢民族的思維方式的進化從此停頓了下來，漢文字就是這種停頓的最好證明和最顯著標志。

自然科學產生的原因，按照維特漢姆的總結，是人類將大腦固有的邏輯思維法則外推到客觀外界去，認定（假定、設想assume）自然界冥冥之中有一個上帝操縱的統一的規律在控制一切現象。這個認定是個永遠無法證明的。因為中國人頭腦中根本沒有上帝的觀念，科學在中國出現的曙光也就從此黯淡了下去，并且永遠也無法出現了。

歐洲中世紀，做學問主要為了證明或彰顯上帝的榮耀，與今天中國人理解的科技是生產力根本是兩碼事，更與做官相差十萬八千里。正是西方“人們追求智慧是為了榮耀上帝，并不是為了實用”的基督教傳統，奠定了今天西方領先世界的文明。西方的神學院以及最早的大學，教授的是邏輯、修辭學（辯證法)。他們用一種共同的理性來解釋上帝，不是完全隨意的，他們認為上帝所說出來的話有普遍性。如果上帝的話語，或者上帝沒說話，上帝的意思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那就糟了，各有各的解釋了，怎么解釋都有理，那就是“東方智慧”了。上帝的道記錄在《圣經》中，就是神言和邏各斯。西方人重視語言邏輯，他們的批判有據可循。

歐洲中世紀一千年，不是黑暗的，而是理性的、禁欲的、高尚的一千年。這一千年是歐美文明大廈的根基。他之所以容易被人們誤解，那是因為奠定根基的艱苦工作是在地平面以下進行的。并且這些工作的作用又是潛在的、長遠的，常常不被人們的肉眼所見的。

萊特兄弟搞飛機試驗的時候，沒想到飛機的用處，也沒想發財；他們渴望人像鳥一樣自由。當時的專家說：“飛機絕不可能上天！比空氣重的東西怎么能飛？”后來萊特兄弟飛起來了。專家又拼命去解釋飛機能上天的原理，搞出了空氣動力學，最后導致航天科學的誕生。不是為了實用，結果很實用啊。這實用的飛機是追求實用的中國人追求不出來的。

思考蘋果為什么往下掉的牛頓如在中國，肯定會被人看成瘋子。中國人處處追求實用，追到了什么？數數看，從電燈電話電腦電視機一直數到抽水馬桶，沒一樣是中國人發明的。

沒有信仰，沒有高遠的境界，沒有對上帝的信仰，最終一事無成。你越追求實用，越是什么也追不著；你不求實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么都會加給你。千真萬確！由此可以說：上帝是科學的源頭，上帝是理性的源頭，上帝是智慧的源頭，上帝是道德的源頭，上帝是民主的源頭，上帝是快樂的源頭。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追尋，如果能一直追尋到底的話，就會發現，在一切的終極之處，上帝在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