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是現實的中國政治傳統？我認為那種一講“中國傳統”就歸之于儒家傳統的看法是很成問題的。事實上在帝制中國的兩千多年中，雖然也有短時期儒家吏治觀比較落實的情形，如東漢后期至南朝這一段，但從秦至清的整體看，中國吏治傳統的主流是儒表法里，即說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講的是性善論，行的是性惡論；說的是四維八德，玩的是法、術、勢；紙上的倫理中心主義，行為上的權力中心主義。什么是“表里”？我國傳統中這種“表里”差異，是世界各文化中極為罕見的。任何文化都有“思想家的理想主義與現實生活中的實用主義”的差異，有典籍中價值觀(有人稱之為“元典精神”)與社會現實間的差異。印度文化的典籍視人生為苦，基督教典籍視人生為罪，但為脫苦贖罪而舍棄塵世快樂、投身寺廟或隱修院的也只是少數。這就是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不是“表里”，是“陰陽”。但是傳統中國的“儒表法里”卻不同，它的表里間并不僅僅是思想家的原則與生活中的實用主義之差，“取法”與“僅得”之差，而根本就是兩種原則、兩種“取法”。法家并不是儒家理想原則在現實中“僅得乎中”或“風斯下矣”的結果，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體系，一種在形而上層面就與儒家截然不同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多數國人不會像韓非那樣把“性惡論”理解到了連父子、夫妻之間都“不可信”，都要搞“法、術、勢”的程度，但只要“僅得乎中”，也會把人性理解得十分陰暗，并進而影響到其為人行事。這與對儒家倫理的僅得乎中是完全不同的。傳統中國一直存在著法家制度文化與儒家典籍之間的明顯緊張。漢以后法家著作傳播面可能遠沒有享有“獨尊”地位的儒家著作那樣廣（但在上層權力精英中法、術、勢之書都是必讀的），然而“百代都行秦政制”，制度對人們行為方式的影響決不亞于典籍。雖然董仲舒以后儒學已多次被改造，但表里矛盾并沒有消除。在這種矛盾下，人們說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而且兩套的差異遠不是取法與僅得的問題。這種狀況的第一個后果是造成傳統國人的人格分裂或雙重人格。這可以理解儒法之外的第三種傳統即道家傳統為什么如此重要。但如果不是就道言道，而是就諸家互動形成對國人行為的綜合影響而論，則道家（主要是在莊周以后的形態中）實際上是一種思想潤滑油，具有很濃的犬儒色彩。漢人司馬談把道家歸納為“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是很準確的。道家在知與行兩方面都倡導“無為”。無為之“雙重性”：單就“無為”而論本無所謂對錯。強者對弱者“無為”可以理解為寬容，弱者對強者“無為”就淪于茍且。權力對權利“無為”意味著自由，而權利對權力無為則意味著奴役。道家恰恰是一種主要面向弱者的“貴柔”學說，這就把無為等同于茍且了。莊周曾自比騰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 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zhe4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亦即人當得勢時是有為的，所謂無為，就是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時的生存方式：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恢詭譎怪，道通為一。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止恢詭譎怪，道通為一。
指鹿為馬之“高，實在是高！”法家指鹿為馬，儒家曰此非馬，則被坑矣；曰此馬也，則非儒矣。而莊子曰：馬亦鹿也，鹿亦馬也，所謂“萬物一齊”也。是故指鹿為鹿者，儒也；而指鹿為馬者，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謂其超越是非之俗見，是為“真人”、“至人”也。故曰：法家儒也，儒家法也。而儒表法里者，其曠世之大儒乎！——莊周的邏輯適足以論證如此高尚的無恥。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難得糊涂、玩世不恭。道家提倡“順其自然”，以“逍遙游”的態度對待世事，“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把一切矛盾都化解為虛無，化解在莊生夢蝶、蝶夢莊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難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態度之中。何必“較真”？有了這種游戲人生的心態，人們就可以在“儒表”與“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間表現得漫不經心，以無所謂、何必較真的姿態適應那種說的一套做的另一套的生存方式。我們“心安理得”也。在其他文化中這樣大的人格分裂或雙重人格恐怕要造成嚴重的精神分裂癥、甚或造成因幻滅而自殺的社會病。但在中國有了老莊的這種犬儒哲學作為儒表與法里之間的潤滑劑，人們就會心安理得。因此盡管儒學是一種強調入世、有為的學說，有“內圣外王”的強烈要求，但在正常情況下，面對有霸道而無王道的現實，漢以后的歷代儒者也都接受了內圣外霸的狀態。這種就制度與典籍而言是“儒表法里”，就理念與行為而言是“內圣外霸”，就總體文化而言，是儒法道三者互補的情況。構成了過去兩千年間、至少是在近代西學傳入前的常態。儒家，中國文化之“陽”；法家，中國文化之“陰”；道，一陰一陽之“化”。而在這樣一種三元互補結構中，儒家的地位可以說是最為尷尬的：表面上它的地位最為尊崇，無論是“儒表法里”還是“儒道互補”，都以儒為首而且非儒不可，或法或道，都只是叨陪末座而已。但實際上它作為一種價值卻又最為虛懸，它不象基督教價值觀之于傳統西方真能主宰人們的內心世界，只是受外在結構的制約才出現取法和僅得的差距。而在傳統中國，不僅外在結構一直是“百代都行秦政制”，從來只有“霸道”而不見“王道”，而且內心世界也很難說真有儒家圣賢的多少地位。千百年來多少大儒都感慨內圣難以開外王，其實真正的問題是國人的內心本無圣，何以談外王？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在傳統中多數情況下就“內圣”而言，儒的實際地位未必趕得上法、道；用明儒王夫之的話說：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一般地講，中國歷史上有權者自己真正相信的是“法、術、勢”，而要別人相信仁義道德，中國人不傻啊！但人們并不是傻子，那些成仁取義殉道存德的理想主義者如東林、海瑞之類人的下場有目共睹，那個通過文字游戲挑選聰明人而對道德并無分辨力的科舉制度之奧妙也人所共知，那些操守雖清卻奴性不足，只想為萬世開太平而不懂得趨炎附勢的書呆子不僅多災多難，有時還被公開批判為只知潔己沽譽而受懲戒。識時務者為俊杰。不僅精英層熟諳“難得糊涂”，大眾更長期從俗文學中接受奸臣害忠良的教育，得到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的啟蒙，明白識時務者為俊杰的道理。年深日久，國人越來越聰明（魯迅在“聰明人與傻子”的著名雜文中解釋的那種聰明），“糊涂”者越來越少；同時又越來越糊涂（老子“絕圣棄智”那種意義上的糊涂），價值理性越來越萎縮。
老莊的逍遙之道、犬儒主義和所謂圓融通透的行為方式大行于世。同儒家的道德說教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價值觀念上便出現了“一管就假，一放就惡”的怪圈。專制王朝常以剝奪臣民自由而厲行法禁來維護“綱常名教”，以“罷黜百家”來“獨尊儒術”。但罷黜百家只能導致假話泛濫，厲行法禁只能培養法吏人格，而法吏人格在價值觀上只能導致犬儒化。法禁一旦松弛，人們便由申韓而老莊、逍遙地大縱其欲，從而出現禮崩樂壞、綱常掃地的局面，犬儒哲學轉化為痞子行為。早就“看透了一切”的聰明人，從“存天理滅人欲”的高調一變而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只轉眼間事耳。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漢代在罷黜百家后，到東漢時形成了虛偽道德泛濫的第一個高峰，矯情造作，沽名釣譽的表演盛行于世。有守墓數十年的“至孝”卻在墓廬中納妾生子的，有受征召十余次而不就、以博清高之名，而私下走“權門請托”、“以位命賢”之路的，不一而足。當時流行的民謠有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之譏。然而到漢季大亂、禮崩樂壞，“至孝”、“有道”之風即一變而為“逍遙”至極、寡廉鮮恥的“魏晉風度”，士大夫侈談老莊，競效犬儒，以痞相尚；社會風氣腐敗到了變態的程度。裸體交際、亂倫性交見怪不怪。在經濟凋敝、谷帛為市、市場機制嚴重萎縮的背景下這一時期卻連續出現魯褒、成公綏等多人競作《錢神論》的怪現象，稱錢為世神寶，親愛如兄，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有錢可使鬼，而況于人乎。乃至死生無命，富貴在錢，天有所短，錢有所長……。人們以申韓之術待下，以老莊之道待上，以申韓之權求治，以莊周之滑處亂。在上者指鹿為馬，在下者難得糊涂。在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時代，盡管真正的儒家理想主義作為一種思想血脈一直不絕如縷，到現在也仍然不失其光華。但實際上就整體而言，傳統文化的主體結構與其說是儒道互補，不如說是尊儒表象下的法、道互補更確切。這應當是傳統吏治積弊的文化根源。其特征是：以追求專制權力為中心，在強權之下唱高調，說假話。強權不及之處，則痞風大盛，道德失范，幾成叢林狀態。而正如經濟上因亂而管、因死而放，遂使死亂互為因果一樣，在文化上惡欲橫流成為管的理由，假話連臺又成為放的依據，于是假與惡也就互為因果，形成怪圈。法道互補形成了我國歷史上的專制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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