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令人眩暈，它是無往而不在的解構運動：制造景觀、令存在消失、令距離成為循環。知識代替了財富和機器而成為新的占有工具，它的占有方式打破了積累和剩余、過去和現在、新與舊的循環交替。柏拉圖及其理念論的追隨者們提出事物與存在具有可分離性，“存在”是對事物的技術性摹仿。知識則打破觀念的等級，占有了“存在”本身，從數字般簡單的“存在”中，存在者被另行擺置，如海德格爾所言，它將成為“事物之名”。

       建構中的知識不斷接近“如何知曉”這個問題，這個抽象普遍的相對主義形式；用謝林在談論永恒的手稿【2】中的語言來看，“建構行為”早于建構性的姿態，困于“知曉”的永恒僵局。什么是建構中的知識？它難道不也是那個如實反映“事物之名”的化成（becoming）狀態，不也是對存在者與事物之聯系的抽象反思？在認識論的眾多“建構行為”方面，人們將觀察到知識的人格、知識對其姿態的“無知”和這種“無知”的相似關系。

       知曉是在場性的化成（過程），接受自身作為客體的生成；來自于客體（未分化的“一”）的凝視表明：知識的位置被標記，獲準了（可以）生成的形式。知曉狀態陷于原初客體不可接近和觸及的內在性中，如同在先天性中被遺忘、然后進入了簡單而否定的循環：尋求聯結，尋求從自身出發的相關性；“無知”在知曉與其“此在”的命運中絕非一無所知，而是困于這種命運的知識尚未出世的話語：一種不被知曉的內在聲音。

       個體與知識最初是通過反思取得聯系：一方發出聲音，另一方發生凝視，成為個體化的兩極。個體化即建立反思的雙向運動，從外部來看，雙向是條件、互動和環節。個體攜帶著知識最為內在的標記而成為個體，從而也在普遍的聯系范圍內確認了自身；反過來，對個體“存在”的知曉決定了它是否還處于普遍性之內，這種決定也是表達個體功能的形式。

        知識使人發現在“人”的相似狀態中的個體形式：個體是被壓抑的功能，因此人們錯誤地設想存在著“原始個體”，走向了對知識的規律進行總結概括的相反（回溯性）道路：功能始終作為雙向、循環、反思，現實個體將在它的純粹形式及其被壓抑的那個“出現”中尋找到一種應用，一種在其深刻的內在性中占有被扼殺的鏡像的原初行為。

        知識早于敘述其發生的歷史，拉康認為“原始（元）敘事”最好著知識的本質：它扼殺一切對立面的形式，一切與其關聯的近似，而歷史化——建立普遍、特殊、個體（從對立到三元）——的道路將呈現出以知識為化身的各個幽靈般的幻象。知識在聲音與凝視的原初摹本上描繪出社會存在的幻象與征兆；鏡像是與個體接近的知識的反射，也可以說，它就象征了個體化功能的結構。功能化的推進反映著知識無處不在的破壞、解構；知識畢竟也在它的客體化（敘述）中建立起那些功能。

（4）大學話語：“我”在其——普遍—單一性（universal—singular）——形式中是一種使差異、分化得以出現（的保護性姿態），又在本體論差異（基礎）的偽裝下得以回歸的形式，在“我”出現的地方，“無知”就被知識轉移或者說象征地注解了。大學話語創造性地運用和消費著“無”，所謂“無我”，參與者的不在場，一切個體與“我”這個單一體無盡而消失著的聯系，乃是大學話語最具創制意義的建構性特征。

       拉康指出大學話語常常將“無”轉移到與客體相同一的“相關性”聯系之中：“我”在其普遍—單一的名義下承擔著混淆各類事物、命名這些聯系的雜多性的冒險。知識的功能在這里單一地建構著“我”的言說，通過言說，“我”與這些雜多的聯系在名義上是分離的：“我”既是保證了這些聯系最終成立的大他者的玩物，也是它虛假的主人（一個元能指）。

        指出這種分離的象征通過“我”玩弄并假裝分析著可能成立，也可能是悖論的一切至關重要，一切（或“一”的）“可能性”以眾多被排斥和放逐的形式重新回到了問題領域（“被壓抑物的回歸”），在知識及倫理層面上，可能性屈就于“我”的存在，這個“我”保護著可能性得以出現的形式，亦表達出這些可能性假若真實成立的懷疑姿態：“可能性”是一筆知識的象征債務，因為它充當轉譯、中介、聯結著“知識”與“我”的象征關系，它亦知曉“我”就是引起知識與其對立面之爭的一種充分表達。

       “什么是可能的，什么便是成問題的”，大學話語因此而簡單地懷疑一切（“一”本身），它的翻譯是：一種可能性與另一種可能性的外部對立也是可能的形式（“純粹出現”）與化成問題的內容之間的內在對立；化成便由“我”從主體到客體的轉移來肯定，“我”在一內部反映出的在場與不在場極其反常地化成了內容本身的一種區分性姿態：在“我”的名義下，內容涉及與形式并不相干——大多時候，即——多數與少數之爭，這種區分性姿態把量的優勢看作是先天成立的。

       簡單地來說，大學話語使人陷入了“唯我論”的循環，而“唯我論”又正是知識分化個體——分有特殊形式——并不完善的功能，“我”承擔了從知識到事物的過渡的缺陷：知識的語言無法通過象征性的知曉化身為“事物之名”。因而，在大學話語中，個體說出了被事物所統治的語言，并趨附這些外界事物，難怪，它最后只剩下了顛倒的柏拉圖主義，即“人無法認識事物的全貌，只能認識擬像，認識冰山一角······

        “事物之名”缺乏與普通個體間的象征性聯結，反過來說，它不認識從事物中獲取知識，并以知識為身份、傳統之區分和世俗基礎的個體。“事物”——在更多的時候，隱喻資本異化個體的強力——并不希求多元共處，因而個體對事物完成的普遍性的顛倒必然——從自在的事物到自為的實踐——是唯物主義的：把自身預設為終結（外部）事物的個體，混同“事物之名”與在事物之鏡像中尚未分化完整的個體的聯系。

        回到聯系著“在場與不在場”這一知識性陳述中的區分，它不是也應該成為知識內部的幻象，自為地化作存在者（個體）與被顛倒的存在之聯系中反映出的“知識已死”的標記？

【1】世界圖像的時代：海德格爾1938年演講，探討了形而上的工作已經轉移到哲學對事物（表象）和本質的規劃，虛無主義是主體在現代世界獲取知識的法則，無異于生存，斗爭和制定共同歷史計劃的法則。這篇演講被收錄于《林中路》。

【3】量單位：量是對質的分有，特殊化處理，表明它與倫理實體作為共同體的實質，它的發展和終結并不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