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塞克的極端自由主義

諾塞克(Robert Notzick, 1936—2002)是哈佛大學的哲學教授。主要著作有《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1974年)、《哲學說明》(1981年)和《理性》(1998年)。

最小政府

諾塞克和羅爾斯建立了美國政治哲學中并駕齊驅的兩種模式。和羅爾斯一樣,諾塞克將權利的問題列為政治哲學的首要問題。但是,兩人的著眼點卻有所不同:羅爾斯關心社會權利的分配,并用正義原則來保證社會權利分配的公正性。諾塞克關于權利的概念完全是個人主義的。他認為,任何權利都是個人的權利,個人權利不是對社會權利的分割,它是個人在發揮與生俱存的能力的過程中獲得的。國家的功能只限于保護個人業已獲得的權利,而不能對個人權利進行再分配。

諾塞克的理想是“最小政府”(minimal state)。他宣稱:

我們關于政府的主要結論是:只限于反對強力、盜竊、詐騙和強制實施契約的狹隘保護功能的最小政府被證明為是正當的。任何比這更為廣泛的政府都將因為不得不侵犯人們做一些事情的權利而被證明是不正當的。最小政府不僅是正當的 ,而且是鼓舞人心的。（1）

這種“最大的個人利益和最小政府”的理想反映了諾塞克理論的無政府主義的特征。他的著作從國家和政府的起源、作用等角度論證了烏托邦的合理性。

諾塞克和羅爾斯都是社會契約論者,但和羅爾斯不同,諾塞克沒有把“自然狀態”僅僅當作一種理論上的假設,他把這種狀態描繪成與美國人開拓西部疆土類似的歷史階段。從理論淵源上來分析,他的理論和洛克關于財產權起源的學說有著密切的關系。

洛克認為,財產權起源于勞動。在沒有法律規定的自然狀態中,誰通過勞動直接或間接地改變了自然界中的事物,誰就在道義上具有占有這些事物的理由和權利。財產權是物化勞動銘刻在自然事物之上的標記。

諾塞克同意洛克關于政府起源于保護財產權的需要的觀點,他具體地描述了自然的無政府狀態向政府管理過渡的過程。在自然狀態中,出于保護人們勞動成果和財產權的需要,一批代理機構應運而生。這些機構受人雇傭,負責保護雇主的財產不受他人侵占。這種類似保鏢局的機構的生存受市場供需關系的支配。這些機構之間進行商業性的競爭,其結果導致一些機構發展,一些機構破產或被兼并,最終形成了在某一界域內占統治地位的權威性的保衛機構。這種機構代理個人行使保護自己財產權的權利,它不能、并且也沒有必要去干涉個人權利。

諾塞克并不否認個人權利之間的沖突。一些人在行使個人權利的時候,有時被認為具有危害他人利益的意圖或傾向。那些感到恐慌的人會要求保衛機構保護。但是,不管人們的真實意圖如何,在他們的行動沒有造成損害他人利益的后果之前,保衛機構無權剝奪他們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權利。然而,保衛機構可以通過協商,使一些人放棄可以引起他人恐慌的行為。因此,保衛機構也有調解和仲裁的功能,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是類似政府的實體,這便是“最小政府”的雛形。保衛機構的作用反映出最小政府的兩個特征:第一,在政治實體的管轄之下,個人仍然有權利做任何不危及他人的事情;保衛機構在道義上沒有合法理由不加賠償地阻止這一權利的實現。第二,保衛機構與雇傭它的人或得到它賠償的人都處于純粹的經濟關系之中,它沒有權利向不受它保護的人征稅,更沒有權利將個人勞動成果集中在一起重新分配。

諾塞克認為,政府不過是放大了的保衛機構,最初的政府是自然狀態中各個地區的保衛代理機構的聯合體。除了具有比原初的保衛代理機構更大的壟斷性和管轄范圍以外,政府不應具有比保衛代理機構更加廣泛的權力。

歷史性的資格理論

諾塞克認為,本世紀以來,西方政治哲學的最顯著特點是分配主義或再分配主義。這種理論提倡運用政府的權力對財產權進行重新規定,對個人財產進行再分配,以達到限制貧富差別的目的。這種理論運用在政府政策上表現為福利主義和國有化經濟以及國家干預主義。針對這些做法,諾塞克提出,任何妨礙個人追求自己目標的權利的政治權力都是侵犯人權的不合法和不正義的行為,因為判斷一種政治權力和社會制度是否正義的標準不是看它是否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人們的需要,而是看它是否保障和看重每個人的個人權利。諾塞克把自己的理論稱為關于財產權的資格理論,把分配或再分配主義稱為模式化理論。

諾塞克認為羅爾斯的理論也屬于模式化理論。羅爾斯雖然不同意功利主義的最大幸福的模式,但以競爭中處于劣勢的人為重心建立了另一種模式。諾塞克說,兩種模式的對立是原則的對立,他說:

關于分配中正義的資格理論是歷史的:一種分配是否正義取決于它是如何發生的。與此相對,只顧最終結果的原則主張,分配中的正義視如何分配(誰占有什么)而定,并由一些關于正義分配的結構性原則來判定。（2）

他把兩種模式的原則分別稱為歷史的原則和最終狀態的原則。他堅持歷史的原則,主張利益的分配應體現在實現個人權利的歷史過程之中,誰在此過程中更充分地實現了自己的權利,誰就有占有更大的利益的資格。資格不是分配的產物,也不需要在某種人為的結構中被重新審定。為了達到某種結果而對個人資格進行限制,對私有財產進行再分配不可能是正義的。他的理由是:不管按照什么樣的模式對財產進行分配,其結果都會在歷史過程中發生變化:為了維持分配的最終結果,政府不得不經常干涉人們的活動,阻止這些變化發生。

為了證明這一論點,諾塞克舉了一個例子。設想美國著名運動員維爾特·張伯倫在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中表演籃球。他和組織表演的單位達成協議,門票收入的25%歸他所有。由于張伯倫的名望,一年當中有一百萬人觀看了他的演出。如果每張門票售價一美元,張伯倫的年收入為25萬美元,大大超過了這個社會中人的平均收入。

如果D1表示最初的平均分配,D2表示張伯倫獲得超額收入的不平均分配,諾塞克問道:“如果D1是一個正義的分配,并且人們自愿地從D1走向D2,轉移他們在D1中所得到的部分份額,D2也是正義的嗎?”在他看來, D2毫無疑問是正義的,因為D2表示的分配是觀眾和張伯倫之間的自愿交易,觀眾有花錢看表演的權利,張伯倫有憑本事賺錢的權利,他們之間的交易與第三方無關。但是,政府為了維持平均分配的模式,會向張伯倫征收重稅,使其只能得到相當于平均分配額的收入,張伯倫當然不再情愿表演,觀眾也喪失了一部分娛樂的權利。這個例子說明:“關于正義的最終狀態或者模式化的原則不可能在不干涉人們生活的情況下被不斷地執行”。這些侵犯了個人權利的原則實質上是不正義的。

諾塞克提出了一個和羅爾斯的理論不同的關于正義的原則:

一個關于分配中的正義的完整的原則只是認為,如果每個在分配中取得財產的人都擁有這樣的資格,那么這一分配便是正義的。（3）

簡而言之,合法的財產權就是占有財產的資格。如果資格不是通過人為分配,而是在歷史過程中自然產生的,那么,從何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合法的財產權是由分配得來的呢?諾塞克澄清了正義的分配的兩種意義。

第一,自然賦予人們以不同的能力,人們運用這些能力創造財富,這是一個將生產能力分派于自然資源之中的過程。貢獻出較大的生產能力的人有資格獲得較多的財富。人們最初的財產權的合法性是由生產能力的發揮來定義的。每人發揮出的生產能力就是他在生產中的貢獻。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取得的財富是在一種特殊的分配過程中,即將自己的生產能力分配在自然資源的過程中取得的。

第二,財產的轉讓和繼承也是一種分配。如果最初的財產是合法的,擁有這一財產的人自愿將它轉讓給另一個人,那么,后者由于轉讓而獲得的財產也是合法的。并且,財產轉讓的合法性具有連續傳遞的特征:如果a自愿將他的合法財產轉讓給b,b又自愿將其轉讓給c,那么c對這一財產的擁有也是合法的。財產在轉讓和繼承過程中可能被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但是只要被轉讓和繼承的財產最初是合法地取得的,并且轉讓和繼承的過程也是合法的,那么,少數人占有大宗財產的合法性便是無可非議的。換而言之,擁有財產的資格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并且不受這一過程的最終狀態的影響。

一種分配是否正義取決于轉讓和繼承合法財產的過程是否合法,而不取決于這一過程所造成的財產集中的程度。諾塞克的理論為社會和經濟不平等辯護,為產生出懸殊的貧富差別的社會制度辯護。他認為,經濟上的不平等是不平等地行使個人權利的必然產物,消除或者限制經濟不平等必然會侵犯個人權利,而侵犯了個人權利的制度都是不正義的。為了避免不正義的制度和政策,政府的權力應嚴格限制在保護合法的財產權和其他個人權利的范圍之內。政府應承認并且保護個人擁有財產的資格,保證財產轉讓和繼承的合法性。合法的轉讓和繼承應當具有公開和自愿的特點,它是在有一定理解力和責任感的人們之間進行的。只有在不符合這些條件的情況下,政府才有權加以阻止。

政府干預的目的是防止財產在轉讓和繼承過程中被強占或騙取,或被一些缺乏健全能力的人(如白癡和瘋子)所占有。諾塞克要求政府不應限制個人擁有財產的數量,征收高累進的所得稅和高額繼承稅在他看來都是濫用政治權力、干涉合法財產權的不正義措施。

不難看出,諾塞克批評羅爾斯理論的主要目標是差別原則,因為差別原則正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措施的理論根據。諾塞克和羅爾斯一樣,繼承了自由主義的傳統,他們都把個人的自由權放在高于經濟利益和社會福利的位置,都反對功利主義,反對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少數人的權利,為了社會功利而犧牲個人自由權的做法。

（1）Not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1974, p.ix.

（2）Anarchy,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1974, p.153.

（3）Anarchy,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1974, p.163,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