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華人文學研討會”是第一次在中國大陸召開，舉辦單位暨南大學還是挺重視挺熱情的，兩天的會議最重的戲是開幕式后請于丹做主題演講，她談中國文化。

這是我第一次聽于丹演講，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于丹的想法。以前沒有看過她的任何文字，但我并不反感她，一個教授能夠弄得全國皆知，一定有其特長，這是任何多元社會都允許并鼓勵的。

即便她講的有不符合學術甚至錯誤的地方，你也去講，去糾正過來就行了，沒有必要對她太過學術、太過刻薄。這是我以前對她的基本看法。那次，她演講起來如滔滔長江之水，唐詩宋詞信口道來，旁征博引，這一講，就是將近兩個小時。也徹底破壞了我對她的看法。

難倒沒人聽出來于丹是在瞎胡扯？

我聽了不到五十句就開始感到不安，并且這不安越來越嚴重。于丹的演講如果針對中小學生，單單尋求娛樂的電視觀眾，或者一些發了點財的中小企業主與暴發戶，應該還是一篇能自圓其說的東西。

可是，她這次是對來自世界33個國家的300位華文作家講“中國文化”。其中有些會好幾門語言，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的都有幾十個，不乏專家教授。在于丹演講的過程中，我觀察周圍的華人華僑，看到他們大多面無表情，我不禁感到有點迷惑，難道他們沒有聽出來于丹是在瞎胡扯？ 

于丹為了突出中國文化優越而對西方文化與宗教的不以為然，把中國的倫理抬出來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沒有倫理似的），還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稱自己就是看武俠小說長大，武俠里就有豐富的中國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練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氣當劍、殺人于無形來說明中國文化之高深，讓我聽著都覺得臉紅。 

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個不懂得高深中國文化的外國人，她用大段講述一個禪的故事。她說，古代一位混混買了三匹八吊錢一匹的布，付款時聲稱“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這位混混竟然以頸上人頭作擔保說自己是對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錢。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說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對的，他愿意輸掉頭上的帽子。眾人相持不下，于是來到小和尚的師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處，請他作主。

沒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會，竟然說“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對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錢拿走了三匹布，還得了小和尚的一頂帽子，高興而去。老和尚卻因此受到鎮上眾人的鄙視與驅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憤憤不平，最后還是忍不住質問老和尚為何說“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說，你說那小混混的頭重要，還是你頭上的帽子重要？他用頭來和你的帽子打賭，我能說“三八二十四”嗎？

小和尚明白過來，我們大概也都能夠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這是一個很不錯的“禪機”故事，加上于丹講得聲情并茂，成為整場演講中的亮點。可亮點幾乎馬上變成污點，因為于丹說當時他對外國人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訴外國人關于中國文化的高深之處：外國人弄不懂中國文化，說我們不講原則，是人情社會……但這故事就說明了我們中國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處，我們的中國文化有時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華啊！

我聽到這里我真想自殺 ...

這竟然是我們的于丹大師對一位外國人，以及來自33個國家300位華語作家宣講的中國文化之精華？

我的上帝、我的老天爺啊，這個故事沒錯，可如果把這個故事上升到中國文化的層面，這恰恰是整個中國文化揮之不去的糟粕與夢魘啊。

世界上有哪一個高深的文化可以靈活到“三八二十三”？這樣的文化可能走出人治與人情的死結嗎？嚴謹的科學與法治的現代社會能夠在“三八二十三”的潛規則中誕生？但這就是我們于丹理解的中國文化，就是讓她向外國人炫耀的中國文化？

我對于丹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對她沒有任何惡意，也不想對這種很努力與成功的人士求全責備，但讓我不解的問題是：一個堂堂的中國大學，竟然請一個娛樂人物來給300位海外華人講演中國文化？是你們找不到更適合的人？還是你們自己也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國文化？什么是文化？

思想被限制和閹割，文化能夠繁榮？

由于這件事，我在接下來的“走遍中國”旅途上，常常同身邊人交流對中國文化的看法，以及在周圍尋求中國文化的蹤跡。在福建的旅程是由華僑大學負責的。招待文化人，自然要去這些地方最著名的文化景點參觀，少不了去土樓、“集美”，我們在陳嘉庚墓前緬懷他對祖國文化發展與教育事業的杰出貢獻。之后還去了漳州的林語堂紀念館，我特地在林先生那句“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對聯前拍照留念。

據說是當地政府改變我們行程，安排我們去林語堂紀念館的。我想，當地官員很有心計，大概是希望我們這些海外作家能夠學習一下林語堂，也出一兩個大家。面對這位“兩腳踏中西文化”的文化大家，我不知道當天來訪的幾百位華人作家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些慚愧的，土樓是古人的智慧結晶，陳嘉庚是傳統中國教育的產物，林語堂也是1949年前培養出來的大師，我們這個時代呢？

不過，我們也可以自我安慰，當今的中國出不了林語堂，責任可不全在我們這些作家哦。想一下林語堂當時處于比較動蕩的時代，卻能夠四平八穩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個人的創作勁頭一點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兩本書，幾乎耗盡了精血——不是寫不出書，而是出版不容易！別說沒有林語堂，就是有，也肯定被當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瘋。——不知道建議我們參訪林語堂紀念館的官員是否意識到，當今中國出不了林語堂，他們的責任一點也不比我們輕。

就拿這群華語作家來說，有好幾位私下告訴我，得到大會邀請到大陸開會研討華文文學，他們激動得夜不能寐，準備了精彩的研究論文要發言與發表，作為海外游子對祖國的貢獻。可是，他們的“貢獻”幾乎都由于內容敏感或者不適合在有領導參加的場合宣讀而被婉拒。

結果剩下的那些發言，無論從學術還是思想上，幾乎連文化人于丹的演講都不如。——我這才發現，問題不在于丹是否能夠講中國文化，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夠像于丹一樣講中國文化。如果只有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可以自由發揮，稍微有思想的就被限制甚至閹割，文化能夠繁榮？民族還有希望嗎？

到臺灣后，我還是忍不住和周圍的好幾位華人華僑討論起于丹的演講，沒想到，那些當時一言不發像大媽大嬸的“作家們”馬上告訴我，人家大陸那么窮，還如此奢華地招待我們，據說還高價請了于丹來演講，我們有吃有喝，管那么多干啥？你別沒良心了。再說，大陸也就這個水平，人家喜歡于丹，你就讓他們喜歡，你的子孫又不生活在這樣的地方，你緊張什么？我們盡量把親戚朋友移民到海外吧。你老抱怨，小心他們下次不邀請你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