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術的萎縮會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影響，此即人們將逐漸失去對豐富多樣的意義和價值（meanings and values）的敏銳觸覺，整個社會益發趨向唯經濟（或金錢）價值是尚的單一化與平面化。

除了來自外部嚴峻形勢的挑戰外，人文學術還得面對主政教育的官員機構以及大學的行政高層對它的管理方式所帶來的傷害，可以說是內外相煎、境況堪慮。

但要提振人文學術，除了人文學者的努力外，體制的配合亦不可忽略。很可惜的是，現今的教育機關與大學高層的管理思維卻對人文學科帶來極大的傷害。不是說他們有意為之，只是他們那慣于量化評比的觀念并不適切于人文學科的本性。

——鄭宗義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01

人文學術的萎縮

會對社會造成嚴重影響

當今世界，人文學科（the humanities）的邊緣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重視它的，常嚴辭辯護，認為不可忽略，但又大多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而輕視它的，則覺得這只是學術內部的風向問題，加上人文學科對社會的經濟發展貢獻殊少，根本無關痛癢。

殊不知，人文學術的萎縮會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影響，此即人們將逐漸失去對豐富多樣的意義和價值（meanings and values）的敏銳觸覺，整個社會益發趨向唯經濟（或金錢）價值是尚的單一化與平面化。

除了來自外部嚴峻形勢的挑戰外，人文學術還得面對主政教育的官員機構以及大學的行政高層對它的管理方式所帶來的傷害，可以說是內外相煎、境況堪慮。

《基督渡海》

02

念文科的畢業后能做什么？

現代學術大體可分為四類。一是人文學科，包括歷史、文學、哲學、宗教、音樂、藝術等。曾有學者質疑“科學”（science）一詞本來的意思是系統的學問，故the humanities應譯為人文科學，但今人既已慣用科學一詞來指自然科學，則譯作人文學科以資區別，亦未算委屈。二是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包括物理、化學、生物等。這兩類學術歷史悠久，相比之下，主要發跡于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便年輕得多，其中包括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

最后是由前三類尤其是自然科學的應用而產生的技術學科（technologies），例如機械工程、電腦與網路、生物工程、商管會計等。后者由于特重應用，實效性強，乃易轉化為產品，開創商機，于是漸與市場經濟連成一體，引領風騷，發展的勢頭甚至早已超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至于人文學科，則因在講求實用的大氣候下特別顯得“無用”，故門庭淡泊，斯人獨憔悴。如果有大學生跟人說道：“我在大學念哲學”。他聽到的第一句回應多會是：“那畢業后做什么”？必須知道，這是個全球性現象，過去十多年美國哈佛大學主修人文學科的人數跌了20％；世界不少大學在面對財政困難時就首先向文科學系開刀，將之關門大吉。

《丹吉爾的狂熱教徒》

03

人文學科不只是個人的修養

一般認為，人文學科即使有“用”，也非實用，而充其量只是個人的修養、社會的點綴。一個人總不能只顧掙錢、滿足欲望，有時候得看看文學、聽聽音樂、想想哲學，才不顯俗氣。同樣，一個社會亦不能只顧經濟，否則成了文化沙漠，便不夠格躋身大都會的行列。不過切記，追求個人修養是吃飽飯之后的事情，若本末倒置，則隨時連飯都吃不飽；而社會利用文藝來裝點門面，亦得先把門面好好的建立起來。

正因為有這種錯誤卻流行的觀點，如果我們只用近乎常識的理論證據來維護人文學科，例如說不能想像一個沒有孔子、老子，只有銀紙、期指的社會，就會顯得不夠力量。

這里我們需要的是對人文學科及其意義的恰當理解。扼要來說，人文學科是人類運用其心智創發出的各種意義和價值，并以不同的形式、技巧與風格來表達。而各種意義和價值的創發正顯示出我們是可以採取豐富多樣的角度來理解世界。

我們固然可以將春夏秋冬四季看成是自然現象，這是以自然科學的方式來理解世界，把世界感知為物質（things）的存在及其總和。但這絕不礙我們同樣可以將四季看成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有序循環，并從中感知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下》）的意義和價值；又或者可以將四季看成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并從中感知到四時風韻殊別的美態（即美的意義和價值）。

《薩達那培拉斯之死》

04

歷史、文學與哲學的意義

依此，歷史學乃是我們心靈之回顧過往，并藉由考證、解釋等史學方法來彰顯鑑古知今的意義和價值；文學乃是我們心靈之感通人、物與事，并藉由文字的創作力來彰顯感受的抒發、交流及昇華的意義和價值；哲學乃是我們心靈之理性能力，并藉由哲學的思辨方式來彰顯分析、反省道理的意義和價值（其他的可類推，不必一一述及）。

值得一提的是，漢語中的“人文”二字是很能概括上述人文學科的特色。“人文”二字，最早見于《易．賁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人文（即人的活動現象）是與天文（即天的自然現象）對舉。

已故的哈佛大學著名哲學家Robert Nozick更提醒我們人文學科之所以為人文學科有三個規約條件：（一）人文學科是以如其所如的方式來看待意義和價值，即視意義為意義、價值為價值，而不是把它們當成別的東西。（二）因此，人文學科的作品（works）就是它所要表達的意義和價值的載體，目的是要讓讀者能藉此如實地感知意義和價值，換言之，就是與作品產生共鳴。（三）所以，人文學科的作品是讀者必須直接經驗的。

舉例來說，社會學家亦會研究社會的價值觀，但卻是將價值觀視為社會事實而非價值本身，其調查報告是要去描述與解釋此社會事實。而讀者需要知道的只是報告的內容，故若有可靠的轉述，讀者甚至不必親身閱讀報告。與此不同，文學家運用小說來表達他對社會價值觀的感受或反思，乃是如其所如地看待價值。而讀者若只通過別人的轉述來知悉小說的內容則可以說是毫無意義，因為小說向讀者發出的邀請是：你必須自己閱讀并與其中流露出的價值產生共鳴。

明乎人文學科的性質，我們就知道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正在于培養人們對豐富多樣的意義和價值具備敏銳的觸覺。這樣，我們在思考人生問題時才會明白跟社會流行的想法合模只是其中一個選項；生命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可能，等待我們勇敢地去進行探索。同樣，我們在面對社會問題時才會懂得不應凡事依循CBA（cost -benefit analysis）；社會除了追求經濟效益外，亦應講求歷史、文藝與倫理等的意義和價值。

另外從教育的角度看，人文教育其實還可以擔當部分價值教育、創意教育以至公民教育的角色。

首先，人文教育能如實地看待價值，引領學生對價值產生共鳴，不正是不淪為說教、灌輸（indoctrination）的最有效的價值教育。而學生若對意義和價值的多樣性無知無覺，又豈有真正的創意可言。最后，如果公民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公共事務的資訊而是育成有素質的公民，則人文教育肯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分。由此可知，放任人文學術萎縮，社會是要付上沉重的代價。

《但丁和維吉爾共渡冥河》

05

在“科學普及”之外主張“人文普及”

量化管理不適合人文學科

二十世紀努力復興中華人文精神的唐君毅先生曾指出，現代人文學科的失勢，只是學術受到時代環境左右所表現出的顯晦有時而已，不等于它已失去重要性，這是十分精確的論斷。試想若時代環境改變，顯學是可以轉為隱學或晦學，反之亦然。

比方說，人類若不幸地應驗了一些科幻小說的預言，經歷一場科技浩劫，則百劫尚有馀生的話，要反思歷史的教訓、探索重建的方向以及安慰創傷的心靈，都決非科技能勝任而是人文學科的用武之地。當然，任何人都不會因為想復興人文學術而期待浩劫來臨，但人文學者的工作正是要糾正今時錯誤的觀念、申明人文學科的意義及倡導其研究與教育，例如在“科普”（科學普及）之外主張“人普”（人文普及）。

但要提振人文學術，除了人文學者的努力外，體制的配合亦不可忽略。很可惜的是，現今的教育機關與大學高層的管理思維卻對人文學科帶來極大的傷害。不是說他們有意為之，只是他們那慣于量化評比的觀念并不適切于人文學科的本性。

由于大學的規模已變得十分龐大，學科繁多，一切量化確實會有利于管理（尤其是外行管理內行）。再加上數量（研究經費與論文出版）等同質量，即越多越好，正是當時得令的理工科的發展邏輯，于是套用來管理人文學科，似乎順理成章。結果，人文學者亦被要求去申請科研經費、每年要出版文章多少，不達標者則受懲罰晉升無望。或者有些人文學者真的需要經費出外跑檔案館做田野考查，或者有些真的才思敏捷下筆如飛著作甚豐，但大部分人文學者做研究其實不用分文，只是閱讀、思考與寫作，且優秀的著述更是必須要時間來醞釀發酵。

不過，這些人文學者曾據理力爭的抗議理由，在管理者眼中，不是偷懶，就是無法接受既定事實配合發展的藉口。為了堵住藉口，管理者甚至變本加厲，以利相誘，提出人文學者可以用研究經費來減免教學負擔（teaching relief）專心寫作，但試問人人都減少教學多做研究，既有違教學相長之理，且長此下去對人文教育的水平會造成多大的損害。

對此，我曾忽發奇想，如果有天來了個滿懷人文關懷的大學校長（現在大學校長幾乎不可能是人文學者），能力抗濁流，為人文學術開闢一片新天綠圃，讓人文學者自己來負責設計一套適切于其學科性質的評鑑制度，給那片天地灌溉施肥，則十年樹木，它必定能帶給大學一份意想不到的回報與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