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問題的提出

在文化地理學(xué)的視野中，經(jīng)常會看到一些區(qū)域受到兩種地域文化共同影響的案例。這種影響有如牛軛之兩端。其區(qū)域整體面貌更偏向哪一方，取決于兩個方向的文化角力。不光文化地理，這種現(xiàn)象在整個地表各要素的地域分異中都相當普遍。因而在區(qū)劃研究開展得較早的自然地理區(qū)劃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區(qū)域共軛性原則，文化地理中亦然。

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較早運用區(qū)域共軛性原則進行文化區(qū)劃的工作是筆者之一對于資水流域文化面貌歸屬的研判。資水流域地介湘、沅二水流域之間，持續(xù)受到湘、沅二水流域共同的文化影響，考慮到其所受湘水流域的文化影響更深，因而在對湖南歷史文化進行區(qū)劃的方案中，將資水流域作為湘資區(qū)之下的一個亞區(qū)。稍后張曉虹在進行陜西的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時，基于同樣的學(xué)理考慮，將受到漢水流域和關(guān)中共同文化影響的商雒地區(qū)劃歸了陜南。

那兩項工作中對于資水流域和商雒地區(qū)的研究都屬于形式文化區(qū)。即設(shè)定一些文化指標，就各指標的空間狀況先討論單質(zhì)的文化分異，然后再根據(jù)綜合區(qū)劃的原則組織起來劃分出綜合文化區(qū)。這種研究結(jié)果是客觀明晰的，但它只能解釋一個時間斷面，若要考察文化區(qū)背后的形成過程，那么這種技術(shù)手段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相比之下，更有效的一個手段，是考察當?shù)馗杏X文化區(qū)的歷史嬗變，即借助于各個歷史時期觀察者的感受，來判斷其地域文化的變化。感覺文化區(qū)又稱鄉(xiāng)土文化區(qū)（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指的是一些通過心理認知而存在的區(qū)域。這個文化區(qū)是當時人們對于文化區(qū)域的一種體認，它既存在于區(qū)域內(nèi)居民的心中，也得到區(qū)域外人們的廣泛承認。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它對人們的心理認同乃至區(qū)域劃分都會持續(xù)發(fā)生著深層的作用。

在目前為止的感覺文化區(qū)個案中，特別有意思的是以襄陽為中心的鄂西北地區(qū)的歷時性變遷。該地在秦漢時本來屬于中原（南陽盆地），經(jīng)過千余年演變，漸次成為南方以武昌為中心的高層政區(qū)的組成部分。譚其驤先生對此有所感覺，筆者之一以感覺文化區(qū)為思維工具給出了一個較充分的證明。事實上，這樣的現(xiàn)象絕非孤例。筆者閱讀所及，浙江湖州也是一個在文化面貌歸屬上同樣具有明顯變遷、其文化地位又足以引人注目的典型案例。

湖州地介吳越之間。所謂“居吳之陽，負越之陰”，很形象地說出了它的地緣條件。西南—東北走向的天目山脈將它一分兩半，以東為水鄉(xiāng)平原，以西為丘陵山地。境內(nèi)山澤逶迤，道路縱橫，北瀕太湖，南接杭州；與蘇州也不過一衣帶水，隔湖相望。因此，它很容易受到吳、越兩個方向的文化影響。

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以湖州為中心的吳興號三吳名郡，載在典籍；宋元以降，此地卻漸漸地與越地靠攏，以至與杭嘉并稱，為浙省要區(qū)。這一變遷，既是太湖流域人文空間分異的一大關(guān)鍵，也是吳越文化地域整合的重要表現(xiàn)。到目前為止，研究江浙文化地理的論著已頗不少，但無一注意及此。筆者不揣淺陋，對此展開分析，希望能對揭示江浙兩省之間的地域分異有所裨益。

需要說明的是，當今學(xué)界所謂“吳文化”、“越文化”，通常是從考古學(xué)文化意義而言的。但本文的概念異乎是。本文旨在探討歷史時期當?shù)鼐用窈屯獾厝藢τ诤菸幕瘹w屬的心理認同，不能不依靠當時人的文化感知資料。因此，論述過程中凡涉及此類概念，均來自當時人的文化認知。大體相當于當時人心目中的一種地域文化。

以下先按時代展開分析，最后再作一綜合性討論。

二 “防風氏國”與“菰城”：越吳交替主導(dǎo)時期　　

在湖州歷史上，最早的地域文化源頭可以追溯到防風氏國。在吳、越兩國興起以前，江南地區(qū)存在著諸多諸侯小國，防風氏國即其中一個。關(guān)于防風氏國的記載，最早出自于《國語·魯語下》：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jié)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jié)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

其后，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也引述了與此基本相同的內(nèi)容。

至于防風氏國以及封、隅之山的具體地望，史籍中有相當清晰的記載。《元和郡縣志》在卷25湖州條武康縣下有載：“封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即《家語》云：‘封隅之山，防風氏之國也。’”可見，古防風氏國的核心區(qū)域即在湖州武康縣———亦即今湖州市德清縣三合鄉(xiāng)一帶。

據(jù)稍后的記述，防風氏國的文化帶有濃重的越風。南朝任昉《述異記》云：“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發(fā)而舞。”由此可見，后世越地民眾仍忠實地傳承著古防風氏國的習俗。

考古學(xué)研究表明，作為越文化源頭的良渚文化其中晚期主人就是防風氏國，良渚文化是防風氏國遺留下來的考古學(xué)文化的歷史遺跡。這一先秦古國的存在對于湖州地域文化影響深遠，特別是對其文化心理。近世湖州方志在述其地域文化淵源時，無不溯源至防風氏國。

春秋時期，吳、越兩國開始在江南一帶崛起。闔閭時，起源于太湖流域北部的吳國實力漸強，將疆域擴展至太湖南岸，湖州之地也被納入其統(tǒng)治范圍。闔閭命其弟夫在苕水以北筑城，以為其封邑。因該城狹而長，故以長城為名。吳國勢力的覆蓋也給湖州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記，除長城以外，西顧山、西湖、邸閣溪等均為吳文化范疇的著名歷史遺跡。湖州之地受到吳文化的浸染，即肇始于此。

魯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年），越王句踐滅吳，湖州地盡屬于越。戰(zhàn)國時期，越國漸衰，越王無疆欲重振越國昔日雄風，興師伐楚，反為楚兵所敗，楚國盡取故吳地以至浙江。至此，湖州之地從屬于楚。

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年），春申君獻其淮北封邑，更封于吳，湖州地也在其封地之內(nèi)。在其管治吳地期間，于吳墟西南建菰城，據(jù)成書于南宋時的嘉泰《吳興志》追述，因“城面溪澤，菰草彌望”而得名。當?shù)厝藗髡f春申君以此為據(jù)點，設(shè)立了菰城縣。茍此解不誤，則此為湖州境內(nèi)出現(xiàn)地方行政建置之始。

楚菰城遺址在今湖州市區(qū)南二十五里，與吳國在湖州之地所建城址大致重合，考古學(xué)者判斷，菰城縣即是在吳國所遺舊城的故址上建立起來的。

“菰城”是湖州歷史上影響較大的一個區(qū)域概念，在菰城縣設(shè)置以前，湖州雖然先后受到越、吳文化的影響，但并未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文化地域?qū)嶓w。作為地方行政區(qū)劃基本單位的縣，歷代以來，虛置濫設(shè)者較少，按譚其驤先生的說法，“一地方至于創(chuàng)建縣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該地開發(fā)已臻成熟”，因而其對境域內(nèi)的文化整合，也有著很強的作用。

從文化屬性來看，“菰城”在當時無疑是吳文化區(qū)的一部分。不僅其開發(fā)動力來自吳地，其縣治（文化中心）也在舊吳所筑城池附近。自此，湖州地域文化的發(fā)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三 “三吳”之地：吳地文化主導(dǎo)時期

秦混一天下之后，于原菰城縣址設(shè)烏程縣，屬會稽郡。當時會稽郡淹有太湖流域、錢塘江流域及寧紹平原，治吳縣（今蘇州市）。西漢將其以南的原閩中郡并入會稽，導(dǎo)致郡界南端大為擴展，而北部郡界略無變化。東漢分其北部為吳郡，治吳縣；南部仍為會稽郡，其北界縮至浙江以南。自此烏程改屬吳郡。

秦漢烏程縣的地域范圍史無明文。在清人的意念中，“全有今府屬之歸安、德清兩縣地及長興、武康兩縣地之大半，并有今江蘇蘇州府吳江、震澤、常州府荊溪三縣之南境，而吳縣之兩洞庭山亦本烏程地”，包括今湖州大部分區(qū)域。此說未必全是，但至少可以反映出“烏程”這一概念在文化上的輻射范圍。成書于東漢的《越絕書》有云：“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可見“烏程”之地還包括一部分太湖水域。

在行政上隸屬以吳縣為中心的郡級政區(qū)，烏程順理成章地受到吳文化的輻射。項羽少時，曾和其叔父項梁避仇隱匿于“吳中”；自唐以后，歷代均有人認為此所謂“吳中”即烏程縣。此說之有當與否可不置論，《越絕書》將“烏程”納入《吳地傳》，久已昭彰在人耳目。由此可見，在當時人概念中，“烏程”屬于吳地是無疑的事實。

事實上，秦漢烏程所轄只相當于今湖州天目山以東之地。其以西的小部分地方，秦代置故鄣縣，并以此為中心立故鄣郡。西漢改故鄣郡為丹陽郡，移治宛陵（今安徽宣城）。后漢因之。孫吳寶鼎元年（266年）正月，吳主孫皓分吳郡、丹陽郡為吳興郡。《三國志·孫皓傳》注引孫皓詔云：　　

今吳郡陽羨、永安、余杭、臨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鄉(xiāng)、于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zhèn)山越，且以藩衛(wèi)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

所謂“明陵”為孫皓父孫和之陵，在烏程。孫氏起自富春，自孫堅受封烏程侯，至孫皓已歷三世。以此為中心分置吳興郡，郡名中既寓含“興”的美意，又帶上“吳”地標記，這就為當?shù)氐赜蛭幕淖呦虻於嘶{(diào)。

吳興郡的設(shè)置，是湖州之地獨立成為郡級行政單位之始，同時也奠定了后世湖州的境域基礎(chǔ)。孫皓初置吳興郡時，其北境包有陽羨縣（今江蘇宜興）。西晉惠帝永興元年（304年），分陽羨與丹陽郡之永世立義興郡；此時烏程北境已于晉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分立長城縣（今長興），吳興郡北界遂止于長城。湖州之北境自此形成。

自東晉至宋齊，吳興郡領(lǐng)烏程、東遷、長城、武康、臨安、余杭、于潛、故鄣、安吉、原鄉(xiāng)十縣。梁分故鄣、安吉、原鄉(xiāng)三縣立廣梁郡，吳興仍轄有前七縣。且一度在此設(shè)置震州。這一建置直到隋平陳后才得以改變。

隨著吳興郡的設(shè)立，興起了一個“三吳”的概念。這一概念在歷史上影響深遠。史籍中最先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孫吳時韋昭所撰《三吳郡國志》。此書久佚，所謂三吳地域范圍不詳。后世對三吳有三種解釋：

南北朝時，《水經(jīng)·漸江水注》云：“漢高帝十二年，一吳也，后分為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

唐代，則以丹陽代替會稽。如《通典·州郡·蘇州》條謂：“晉宋亦為吳郡，與吳興、丹陽為三吳。”《元和郡縣志》同此。

同樣在唐代，又有以義興郡代替會稽郡的說法。《十道四番志》既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為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為三吳瑏瑢。此說為《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所本。

上述三解，就韋昭所言“三吳”的本義來說，應(yīng)該是《水經(jīng)注》所言最為接近。范成大在《吳郡志》中考之甚詳。唐以后兩說雖不無小歧，但有一個共同之處便是將會稽排除在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說中，吳興與吳郡一直穩(wěn)定地躋身三吳。這可以反映出自三國以降及至唐代，吳興一直是吳文化的核心范圍。

南朝后期，吳興出過一個重要人物，也就是湖州歷史上唯一的帝王陳霸先，長城人。顯然是由于他的存在，給湖州的地域歷史帶來了一段獨特的命運。隋代將陳霸先建立的陳朝攻滅之后，作為他的龍興之地，三吳重地吳興就連作為一個郡的地位也未能保住。入隋即郡廢，治所烏程并入蘇州。這一舉措顯然就行政角度有所不妥，仁壽二年（602年）又在烏程設(shè)置湖州，但僅過數(shù)年，大業(yè)初州廢，其地又并入?yún)强ぁ?/span>

隋代的行政措施對湖州的地域歷史形成了相當深遠的影響。吳興郡廢時，其南部余杭、于潛、武康三縣之地并入杭州。入唐后，武德四年（621年）以烏程為中心復(fù)置湖州，領(lǐng)烏程、長城、武康、德清、安吉五縣，這一區(qū)域自此長期穩(wěn)定。北宋析烏程地置歸安，明代析安吉置孝豐，轄縣數(shù)目雖有增加，而空間范圍卻無有變動。

就行政歸屬而言，湖州在唐代起先屬江南東道，其治所在蘇州。乾元元年（758年），蘇州置浙江西道節(jié)度使，轄浙江以西之地，湖州隸屬之。建中二年（781年），浙江西道改為鎮(zhèn)海軍，并遷治所于潤州，湖州自此為鎮(zhèn)海軍節(jié)度所轄。

雖然境域較六朝時的吳興郡縮減近半，但在唐人眼中，湖州的地位仍然很崇隆。顧況《湖州刺史廳壁記》有云：

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為吳興郡。其野星紀、其藪具區(qū)、其貢橘柚纖縞茶纻。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產(chǎn)、雄于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漢晉以來敵天下三分之一。

所謂“冠簪之盛，漢晉以來敵天下三分之一”，應(yīng)該是從漢末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孫氏來著眼的。孫氏自孫堅以后世封于此，南朝時又出有陳霸先，再加上在文學(xué)上英才輩出的武康沈氏，其人才之盛確實十分引人矚目。

此時其地域文化特色，當然仍是典型的吳俗。宋之問《餞湖州薛司馬》詩即有“鎮(zhèn)靜移吳俗，風流在漢京”之說。這可以反映外地人對于湖州文化面目的基本印象。具體而言，由于湖州因太湖而得名，因此它給當時人留下的記憶多與水鄉(xiāng)澤國的景觀相關(guān)。鄭谷在《寄獻湖州從叔員外》一詩中寫道：“遠看城郭里，全在水云中。西閣歸何晚，東吳興未窮。”不但以之為水云之城，更將其指實為東吳之地。也有人注意到水邊的洲灘。如薛逢《送慶上人歸湖州因寄道儒座主》有句云：“上人今去白蘋洲，霅水苕溪我舊游。夜雨暗江漁火出，夕陽沈浦雁花收。”霅水、苕溪均為湖州地物。張籍《霅溪西亭晚望》則稱：“霅水碧悠悠，西亭柳岸頭。夕陰生遠岫，斜照逐回流”。其水悠悠而且有回流，一幅典型的平原水鄉(xiāng)的地理圖景。其后有句謂“吳興耆舊盡，空見白蘋洲”，反映了一種強烈的古今對比。因之，有些詩人在此抒情時也就不再拘泥于具體的地物，如孟郊《湖州取解述情》云：“霅水徒清深，照影不照心。白鶴未輕舉，眾鳥爭浮沉。”這就完全是在當?shù)丨h(huán)境刺激下的心境抒發(fā)。無獨有偶，李頻《送陸肱歸吳興》也寫道：“勸酒提壺鳥，乘舟震澤人。”完全將吳興融化在了震澤的意象當中。

也有人注意到湖州的山。畢竟，湖州也有部分山地存在。本來在唐人概念中，山川映發(fā)是越地特色，吳地的意象是三吳煙水。黃滔“吳中煙水越中山”之句，可以說是地理意象層面的一個精簡提煉。因之，湖州的山也就被唐人稱為吳山。湖州刺史于頔有句謂：“霅水漾清潯，吳山橫碧岑。”這當然是與欣賞浙東名山完全不同的一種感覺。司空圖也有一句類似的詩云：“別畫長懷吳寺壁，宜茶偏賞霅溪泉。”句中提及吳寺、霅溪，其實也是在寫湖州的山景。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文化的標簽也是“吳”。

但這一面貌在之后的歷史中逐漸地發(fā)生了轉(zhuǎn)向。

四 杭州崛起：湖州從吳地文化向越地文化轉(zhuǎn)型　　

唐代以降，東南一帶人文地理格局中一個極為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是杭州作為一個區(qū)域中心橫空出世。此地在隋以前，不過是一個縣治而已。滅陳以后，于此建杭州，自此成為中級政區(qū)。唐中葉以后，迭經(jīng)名刺史按臨，漸次與蘇州并駕齊驅(qū)，為東南名郡。五代成為吳越國都，南宋復(fù)為行在，就此躋身六大古都。此后一直為浙省乃至更大范圍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

乾寧三年（896年），臨安人錢镠升為鎮(zhèn)海軍節(jié)度使，光化元年（898年），將鎮(zhèn)海軍治所自潤州徙至杭州。后梁開平元年（907年），建吳越國，定都杭州。這一變局，對湖州地域文化的發(fā)展影響至為深遠。

杭州既為都城，周邊自然不能沒有拱衛(wèi)之地。特別在其西北方向，其與楊吳政權(quán)的分界之地基本上就在天目山一線，因而按扼天目山北端的湖州其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讀史方輿紀要》敘吳興云：“吳越時恃為北面重鎮(zhèn)，淮南來攻，由宣州出廣德必道吳興之郊，而后及于余杭。余杭之安危，吳興實操之也。”這一論述十分精當。正因此，吳越國對湖州極為重視。后梁開平四年（910年），平定湖州高澧之亂后，錢镠以其弟錢鏢為湖州刺史，并割湖州南部之武康縣隸杭州，湖州遂僅領(lǐng)烏程、長興、德清、安吉四縣。

湖州地勢西南高、東北低，其南端武康縣位居天目山首，又緊臨杭州，居高臨下；無論對湖州、對杭州，均為戰(zhàn)略要地。錢镠將其割隸杭州，顯然是出于控扼腹心的考慮。同時，此舉也加強了湖州和杭州在政治和文化地理上的聯(lián)系。

長興二年（931年）冬，錢镠遣人重修武康縣境內(nèi)的防風氏廟，并親撰廟記，曰：　　

其有風山靈德王廟，本系屬城，近歸畿甸。考諸舊記，即先是武康縣風山。又按《史記》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今屬吳興武康縣。稽立廟之初，則年華渺邈，詳圖牒之說，則詞理異同。唯有元和年再撰簷楹，見存碑記。彼既已具敘述，此固不復(fù)殫論。聊書封置之繇，直述旌崇之意……以風山靈德王昔年因舉兵師，曾陳禱祝，無虧響應(yīng)，顯有感通。遂懇悃告虔，許崇堂殿……仍展牲牢簫鼓，慶樂迎神，耀威靈而萬古傳芳，標懿號而千秋不朽。一則酬忠臣之啟愿，二則答陰騭之相扶。唯冀明神，永安締撰。稟元化而同垂恩福，鎮(zhèn)土疆而庇護軍民。保四時風雨順調(diào)，永絕天災(zāi)地沴，常歡俗阜時康。

此文在清以來各種文獻中多有著錄，碑石現(xiàn)存湖州市德清縣博物館。文中有一處不可解。武康自開平間改隸杭州，至宋以前，未聞曾回屬湖州；而此文卻稱“今屬吳興武康縣”，于道理不合。按嘉泰《吳興志》載武康縣防風氏廟有二，“錢氏封為靈德王，號靈德廟，有石刻存”。但并未引錄石刻全文。頗疑原記文已不存，此文系后世好事者偽托。但無論如何，該廟于錢氏時受封當為確鑿之事。

防風氏由普通民間神祇上升為靈德王，從行政層面來說，是一個對民間信仰規(guī)范化、官方化的舉措。事實上，它還附著了更多的含義。上文已述，防風氏在文化歸屬上屬于越文化系統(tǒng)，將其升級封王，表明了錢氏對越文化的彰顯。這一取向在之后的錢氏政權(quán)中仍得以貫徹。清泰二年（935年），應(yīng)繼錢镠為吳越王的錢元瓘奏請，后唐敕“杭州護國廟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順義保寧王，銅官廟改封福善通靈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城王，越州城隍神封興德保闉王”。此舉以湖州與杭、越二地等量齊觀，杭、越二州無疑是越文化的核心地域，這表明在吳越錢氏的官方意志中，湖州已經(jīng)進入了越地的范圍。

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吳越國納土。次年（979年），杭州武原縣復(fù)名武康縣，重隸湖州。太平興國七年（982年）析烏程縣置歸安縣，至此，湖州共轄烏程、歸安、長興、武康、德清、安吉六縣。

值得注意的是，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其中有兩浙路，元豐年間（1085年前后）所領(lǐng)為杭、越、蘇、潤、湖、婺、明、常、溫、臺、處、衢、睦、秀十四州，治杭州。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如果說，五代時湖洲從屬于以杭州為中心的地方政權(quán)，事屬割據(jù)，不得不然；入宋后天下一統(tǒng)，基本上以吳越舊疆置兩浙路，此舉對湖州地域文化的走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早在宋初，《太平寰宇記》敘各地風俗，對湖州的描寫是“同蘇州”。這顯然是因其長期為三吳之地，仍保持著歷史慣性；而此后的發(fā)展卻是繼續(xù)一步步向越地靠攏，再不回頭。

北宋湖、杭兩地的交往極為頻繁。熙寧五年（1072年），蘇軾以杭州通判的身份赴湖州查驗堤堰利害，與湖州知州孫覺詩文唱和，寫作的《墨妙亭記》和《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流傳至今，為書法史上的名作。這一史實包含兩大關(guān)鍵信息：其一，對當?shù)貥O為重要、事涉民生的水患治理，湖、杭兩地可謂聯(lián)為一體。其二，兩地的文人墨客同氣相求，聯(lián)系密切。這對兩地的社會風俗自然會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

以湖州籍著名詞人、號稱“張三影”的張先為例。張先烏程人，致仕家居以后，受到西湖山水的吸引，時常勾留杭州，與當?shù)匚娜嗣芮型鶃怼Ｋ群笈c知杭州的唐詢（先知湖州）、蔡襄、祖無擇、鄭獬、陳襄、楊繪均有往還，還留下了不少諸如“西湖風月，好作千騎行春，畫圖寫取”之類的寫景名句。

“霅水越溪風信好，尺書多幸屢相投”。隨著湖州在文化上不斷地向杭州靠近，在北宋詩人的眼中，湖州與越地已經(jīng)是同風而化。詞人黃裳將湖州的典型意象“霅水”與“越溪”視同一體，應(yīng)該反映了當時一般文人對于湖州地域文化歸屬的認知。

靖康南渡后，兩浙路一分為東西二路，分別治紹興、臨安二府。湖州自然屬于以行在臨安（今杭州）為中心的兩浙西路。值得注意的是在安撫使的設(shè)置中，建炎元年（1127年）杭州“帶本路安撫使，領(lǐng)杭、湖、嚴、秀四州”。這一區(qū)域的北界，與今江浙間省界的走向大體相同（所不同的是后世松江府之地尚未從當時的秀州中分出）。這雖然只是臨時性措置，但無疑預(yù)兆了后世江浙兩省分疆劃野的基本位置。回首之前的“三吳”時代，此時對于湖州的地域歸屬無疑有了新的考量。

新考量還體現(xiàn)在地名上。寶慶二年（1226年），宋理宗從臣集議請，改湖州為安吉州，轄縣一仍其舊。此舉雖因平定“霅川之變”而起，但無疑蘊藏著深層的文化意義。安吉本縣名，漢末從故鄣縣析出。《越絕書》載，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東游會稽，“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可見故鄣縣是在接收大量越人移民的背景下設(shè)立的。三國末，吳主孫皓立吳興郡，隋唐后改湖州，安吉一直為其轄縣。至此將其升級為州名，可以說是對當?shù)貐^(qū)域文化歷史的一次重寫。說明在南宋后期君臣的眼里，湖州已是淵源有自、其來久遠的越人故地，簡直與之前的“三吳”無大關(guān)系了。

還須指出的是，自宋室南渡，將杭州定為行在以后，湖州與杭州之間的文化聯(lián)系較之前發(fā)生了革命性變化。表現(xiàn)有三個方面。其一，對地域社會影響極為深遠的科舉考試，之前無須借重杭州。北宋定為三年一考，分為州試、省試、殿試三級。南渡后，省、殿試地點由汴梁改為臨安，因此，大批湖州士子不得不以臨安為目標及勾留之地。據(jù)《夢粱錄》記載，每逢臨安舉行省試，“到省士人不下萬余人，駢集都城，鋪席買賣如市，俗語云趕試官生活，應(yīng)一時之需耳”。據(jù)研究，南宋湖州籍進士達329人，數(shù)量十分可觀。可想而知，南宋一代湖州士子來往湖、杭之間者必當數(shù)倍于此，這無疑在相當大程度上促進了兩地的文化溝通。

又，宋室南渡后，世家大族集聚在臨安及其附近，而“吳興去宋行都最近，苕霅兩水分貫郡城，宋諸王公鐘鳴鼎食，邸第相望，舟車往來，煙火相接，故吳興郡城萃起于汀州浦溆之上”。據(jù)嘉泰《吳興志》記載：“高宗皇帝駐蹕臨安，（吳興）實為行都輔郡，風化先被，英杰輩出。四方士大夫樂山水之勝者，鼎來卜居。”寓于杭州的湖州籍詞人周密在《癸辛雜識》中進一步描述了這一盛景：“吳興山水清遠，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后，秀安僖王府第在焉，尤為盛觀。”作為行在輔郡，湖州簡直起到了行在臨安的一個衛(wèi)星城的作用，充當著大量官僚士大夫的卜居、休憩之地，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伴隨著兩地日趨密切的文化來往，至南宋中期，湖州風俗已明顯與臨安趨于一致。據(jù)《輿地紀勝》記述，臨安府“人性敏柔而惠，尚浮屠，厚滋味，急進取”；而安吉州則“人性敏柔而惠，尚浮屠氏之教，為僧者眾。奢靡而亡積聚，厚于滋味，善于進取”。兩相對比，其中的差異實在是微不足道。不僅如此，宋末元初人戴表元在湖州南潯曾感嘆：“吾道真迂闊，浮家尚越吟。”直接將當?shù)氐囊鞒袨椤霸揭鳌薄７窖悦窀枋桥袆e文化歸屬的重要指標，此時湖州方言腔調(diào)既被貼上“越”字標簽，其整體地域文化特征可不言自明。

種種證據(jù)顯示，五代至兩宋，湖州往昔的吳文化色彩已消褪殆盡，全方位實現(xiàn)了朝越文化的轉(zhuǎn)型。

五 “杭嘉湖”一體：越地文化主導(dǎo)時期

元代以異族入主中原，在大尺度行政管理層面，推行行省制。今蘇南及浙江、福建之地屬江浙行省，治杭州。至元十三年（1276年），升安吉州為湖州路，轄境一仍其舊。元末群雄逐鹿，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取湖州，改為府，以之隸屬此前設(shè)置于應(yīng)天府（今南京）的江南行中書省；另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洪武元年（1368年）罷江南行省設(shè)南京，十一年（1378年）改為京師，湖州府均屬之。十四年（1381年），“以直隸嘉興、湖州二府隸浙江”，今江、浙之間的省界就此奠定。而湖州境域歷明至清均無變動。

明代的舉措特別耐人尋味。此前從唐至宋元七百余年，太湖流域一直完整地隸屬于同一個高層政區(qū)，行政中心五代以前在太湖以北（先后在今蘇州、鎮(zhèn)江），宋元兩代在太湖以南（今杭州）。明代在太湖以北與浙江以東分置兩個省級單位，劃界時卻并未照顧太湖流域的地域完整，而是將界線定位于嘉、湖以北，以嘉、湖兩府隸屬浙江。這是可以說是東南一帶人文空間格局的一大變化。這一局面一直沿襲至今。

明人普遍認為浙江為越地。如明中葉李濂有言：“浙古越地也，江海毓靈，故自昔多才杰。”湖州脫離蘇州而改屬以杭州為中心的浙江省，從文化角度可謂出吳而入越。

自從明初浙江行省北界奠定以后，杭、嘉、湖三府因同處太湖流域，又共隸于浙省，無論自然條件和社會人文環(huán)境都十分接近，彼此間關(guān)系越來越親近，以致該地域從自然地理角度被稱為杭嘉湖平原，在文化上也常常被視同一體。自明以降的各種載籍中，以杭嘉湖并稱的史料不可勝數(shù)。最著名的如萬歷時王士性在《廣志繹》總括道：“杭嘉湖平原水鄉(xiāng)，是為澤國之民。”章璜在《圖書編》中亦有云：“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

之所以能形成這樣一個局面，除了自然和人文地理方面的基本條件相似，其實還有一個制度上的保證。正統(tǒng)五年（1440年）十一月，朝廷命官“專理杭嘉湖三府預(yù)備之政”，其動因是浙江廵撫侍郎周忱上言：“杭嘉湖三府水患未消，流移未復(fù)，綜理庶務(wù)，必得專官。”這一設(shè)置也就是杭嘉湖分守道。入清后，這一建置除在康熙后期一度中斷，雍正四年（1726年）復(fù)置，并一直得以保持。

明清杭嘉湖在文化上漸趨于一體，首先突出表現(xiàn)在民間習俗上。例如，明中后期對長三角影響深遠的杭州天竺香市逐漸形成，其中香客的主體便來自杭嘉湖一帶。《陶庵夢憶》載：“西湖香市，起于花朝，盡于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此中，山東進香普陀的香客只是取道，盡管也來到西湖，并不表明他們對杭州存在地域上的認同；而嘉湖兩府香客的目的地就在天竺。考慮到文中撮述的香客主體并未出現(xiàn)其他地域，即使同樣近在咫尺的紹興一帶也未見提及，顯然這條史料可充分反映杭嘉湖三府在文化上的關(guān)系異常親近。

朝香只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方面，但在傳統(tǒng)社會中，大多數(shù)普通人的活動空間相當有限，朝香往往是其年度生活節(jié)律中的大事。很多方面的觀念和行為均受到影響。共享天竺朝香這一習俗，完全可視作杭嘉湖民間風情較為接近的一個縮影。

當然還有更高層次的互動。明清杭嘉湖一帶的文人，彼此唱和、結(jié)社，互動頻度較之宋元有大幅度提高；特別是到了清代，在全國也屬于極高水準。這方面，文學(xué)界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在分析其中姻婭關(guān)系、親緣關(guān)系、師生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認為清代杭嘉湖的文人已經(jīng)形成一個熟人社會，因而得出了“可以說清代杭嘉湖文學(xué)社群本質(zhì)上是地域文學(xué)共同體”的判斷。考慮到傳統(tǒng)社會中知識精英大多兼有文人屬性，這方面的考察無疑可以成為透視杭嘉湖社會關(guān)聯(lián)度的基本指標。

在杭嘉湖文化一體的背景下，明清時期的湖州已完全為越文化所主導(dǎo)。明清人意念中的湖州，均與越文化相關(guān)。明代嘉興平湖人屠應(yīng)埈在《贈袁子永之戍湖州》詩中云：“子行戍故越，予留滯幽燕”。毫不含糊地將湖州之地視為“故越”。清初昆山人徐元文送德清人徐倬回湖州，亦有句稱：“菰城片帆舉，明年越山春。”對比上引唐代湖州刺史于頔“霅水漾清潯，吳山橫碧岑”之句，同樣述湖州，前吳而今越，真不禁令人感慨時移而世易。

值得注意的是，徐元文老家昆山密邇蘇浙省界，同處太湖平原，竟清晰地直指湖州為“越”。無獨有偶，稍后蘇州人吳俊在《荒莊感舊圖歌為張瘦銅舍人作》詩中也有句謂：“具區(qū)一水限吳越，清夢時墮菰城煙。”也明明白白地以太湖為吳越地域的分界。這種判讀，雖然用的還是傳統(tǒng)地域文化的標記，但顯然摻雜了對當下社會現(xiàn)實的妥協(xié)。

當然，畢竟地處浙省北沿，與吳地中心蘇州唇齒相依，因此，詩人們在吟及湖州時仍未免提起它曾經(jīng)有過的吳記標簽。特別是用以發(fā)思古之幽情。如明代曾任長興知縣的熊明遇有句云：“越絕山川堪寄寓，吳興雨露更留余。”以與“越絕”相對，所謂“吳興”顯然有一份追撫往昔的情懷在。清人計東《題黃復(fù)仲畫冊二首》詩稱：“吳興諸名山，越皆賜姓計。”不言而喻，作者面臨的是與前人類似的情境。雖然提及“吳興”，令人不禁想起“三吳”的往事。甚至有人直接將湖州稱為“西吳”，如嘉靖時宋雷著《西吳里語》，萬歷時謝肇淛撰《西吳枝乘》，均敘湖州事。只是形勢比人強，此時的湖州已被輿論公認為越地，再也無法更改。

六 文化共軛的依憑及表現(xiàn)

以上分四個階段論述了湖州地域文化歸屬的發(fā)展變化過程，應(yīng)該說，材料是不無片面之嫌的。因為，文化認同作為一種心理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立場、視角的影響。即使出身地域相同，階層、群體有異也可能導(dǎo)致文化認同出現(xiàn)偏差。要討論歷史時期湖州的地域文化認同，最理想的狀況是將各階層、各群體的狀況一并考慮，庶幾可得出更豐富、更立體的認識。本文依據(jù)的史料，基本上出自文化精英之手，社會底層、普通民眾的文化感知完全無法展開討論。這當然不無遺憾。考慮到對社會、對政府的影響力，應(yīng)該說，關(guān)涉湖州決策層面的文化感知，基本上已見于上述。

現(xiàn)在要討論的是，湖州地介吳越之間，從地域開發(fā)以及歷史文化淵源來講，吳越兩地對它都有著足夠的張力，而現(xiàn)實的表現(xiàn)卻是，它在任意一個時期，吳、越對它的共軛都會分出一個主次。此其一。其二，從具體歷史過程來講，雖然湖州很早就有越文化的源頭，但在五代以前，它的發(fā)展方向趨向吳地；而五代以后，盡管太湖流域得到空前的發(fā)展，而它的文化向心力卻轉(zhuǎn)而趨向越地。其故安在？

茲先討論第一點。筆者認為，這應(yīng)該是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區(qū)域認同深受政區(qū)影響的一個表現(xiàn)。

從學(xué)理的角度考慮，文化區(qū)與政區(qū)從本質(zhì)上是不同性質(zhì)的兩類人文區(qū)域，但文化區(qū)本身有若干層面。除本文引論所言形式文化區(qū)和感覺文化區(qū)之外，還有一個層面是功能文化區(qū)。即著眼于某些文化功能而形成的區(qū)域。就這一意義而言，中國古代政區(qū)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同時也是一種功能文化區(qū)。早在秦代，全國普遍實行郡縣制不久，秦始皇就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議，定下“以吏為師”的文化政策。后世歷朝沿其制亦師其意，往往以教化作為地方行政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漢代的情形，余英時先生已有討論。時代晚近如明宣宗在《御制官箴》中，仍有大量的類似表述。如《各布政司箴》有謂“承流宣化，夙夜念哉”，《各府箴》有“邦國之本，實惟斯民，教之育之，一主于仁”，《各州箴》有“興舉學(xué)教，敬恭神祇”，《各縣箴》更是諄諄告誡“既厚其生，必道其行，有禮有儀，善俗用興”，并且要“致恭神祀，致勵學(xué)校”。可見通過地方行政貫徹文治教化一直是中國政治的重要傳統(tǒng)。

作為這一傳統(tǒng)的重要表現(xiàn)，便是傳統(tǒng)社會中的文化地域認同，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政區(qū)的制約。筆者之一之前在研究湖南的歷史文化綜合區(qū)劃時，得出的文化區(qū)、亞區(qū)方案基本上與一些中高層政區(qū)的界線相吻合；張曉虹對陜西、朱海濱對浙江的工作也表現(xiàn)出類似的特點。這顯然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文化地域分異、文化地域認同的一些共同特征。

至于第二點。早在先秦時期，湖州之地兼有吳、越兩系的文化淵源。秦代郡縣天下以后，到唐末為止，湖州在行政上一直從屬于以蘇州為中心的政區(qū)；秦漢時期以縣級單位從屬于以蘇州為中心的郡，三國立為吳興郡以后，又通過“三吳”的紐帶與吳地保持著異乎尋常的密切關(guān)系。五代錢氏定都杭州，以湖州為其肘腋之地，此后又一直隸屬以杭州為中心的高層政區(qū)，這才導(dǎo)致湖州固有的越文化淵源越來越彰顯，直至成為越文化的核心地域，并逐漸消褪了之前該地的吳文化特色。

這中間，杭州的崛起是一個關(guān)鍵性的地緣因素。早在秦代，以太湖流域與浙江流域設(shè)置會稽郡，行政中心位于今蘇州；西漢因之。東漢以浙江為界，將其分為吳、會稽兩郡，治所分別為吳縣（今蘇州）和山陰（今紹興）。這一較大尺度的空間政治形勢一直相沿至唐后期的浙西道和浙東道。在這一空間格局中，湖州無論從歷史文化淵源還是現(xiàn)實政治態(tài)勢，都不可能擺脫吳地影響而投向越地懷抱。它成為“三吳”之一實在可謂理所當然。

問題是隨著江南的地域開發(fā)，浙江的重要性日益得到突顯。隋代以今杭州為中心設(shè)置余杭郡，雖所轄僅限于浙江入海口附近數(shù)縣，但此舉顯然是看到了杭州在空間上的潛能。經(jīng)過唐代特別是唐后期的發(fā)展，五代時錢氏將此地定為都城，雖有出于鄉(xiāng)梓之地的考慮，更重要的顯然是，只有定都于杭州，才便于控扼整個浙江流域。既然如此，與杭州近在唇齒的湖州就必須成為它的三輔之地。

自茲以降，浙江流域作為一個完整的地域不能不受到足夠的尊重。既然成為一個完整的區(qū)域，其中心便不能不位于杭州。杭州既然成為一高級政治中心，其周邊便不能沒有拱衛(wèi)之地。特別考慮到湖州的地表結(jié)構(gòu)，它控扼天目山脈，有居高臨下之勢，顧祖禹已然看到，“夫安吉之于浙也，猶頭目之不可不衛(wèi)也。一或不慎，隕越隨之矣”。可以說，自從越地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轉(zhuǎn)移到杭州，湖州的文化宿命就已經(jīng)注定。

“三吳”時代，越地中心位于今紹興；吳、越文化對湖州的共軛，相當于蘇州、紹興在湖州進行文化角力。湖州與前者地域鄰接，與后者距離懸遠且中隔浙江，結(jié)果自然是前者的影響占壓倒性優(yōu)勢。杭州興起后，吳、越對湖州的文化共軛，一變而成為杭、蘇二地在湖州進行文化較量。湖州距蘇、杭直線距離幾乎相等。蘇、湖之間中隔太湖，波濤洶涌且多有盜賊；杭、湖之間為內(nèi)河水道，自唐以降屢有興修水利之舉。就交通來往而言，杭州顯然更為便捷。既如此，在文化上更易受到影響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

七 余論

本文是一項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在以上論述中，經(jīng)常要援引歷史政治地理層面的證據(jù)。誠然，政治態(tài)勢對區(qū)域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發(fā)生意義。但反過來，地域文化對于空間行政也會起到某種程度的反哺作用。筆者之一之前在研究湖北的歷史文化地理時，就注意到當?shù)貧v史上存在一系列感覺文化區(qū)。賴有這些文化觀念，使得湖北在高層行政區(qū)劃層面自漢以后屢經(jīng)割裂，到元代幾乎是支離破碎，然而到了明代，仍不得不回到同一個高層政區(qū)。可以說，是感覺文化區(qū)一直在維護著湖北的地域完整。

湖州的情況不完全相同，但從深層意義來說也有幾分類似。之前學(xué)者在研究行政區(qū)劃變遷時一直不很清楚明代為何要將浙江的北界包括湖州、嘉興。譚其驤先生推測“大概覺得浙江太小而直隸太大了，才又把離浙江省會杭州很近的嘉興、湖州二府改隸浙江”。這一推測應(yīng)該講不無道理，然而史料中找不到依據(jù)。如果僅僅是因為大小的問題，為何不把蘇、松二府也割給浙江呢？可見還有其他的考慮在。

譚先生注意到“明以前的太湖流域本來一直同屬于一個政區(qū)”，而“從來沒有分開過”，由此他認為，將湖、嘉劃歸浙江后，形成的是“一條極不符合自然區(qū)劃、完全人為的省界”。事實上，從上文所述可見，自五代以降，湖州的地域文化已經(jīng)走上了與杭州日益親近的發(fā)展道路，歷經(jīng)宋元，簡直已經(jīng)密不可分。而與此同時，與蘇州一帶吳文化的地盤已拉開距離。將其劃歸浙省，由此形成的省界與地域文化分異的結(jié)果完全吻合。可以說，這條省界是有深厚的人文背景作為支撐的。

況且，就自然區(qū)劃而言，古人似乎并不認為太湖流域是一個完整的自然區(qū)域。顧祖禹認為：“太湖在諸郡肘腋間，與敵共險，先乘者勝矣。”這是從軍事角度立言。既以之為天險，可見他并不認為以太湖為政區(qū)邊界顯得很異常。曾任浙江巡撫的阮元更是理直氣壯地寫道：“蓋吳越以南江分界，吳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州、金華、嚴州皆越地也。”這段闡述，不僅指明了吳越分疆的自然依據(jù)，而且還道出中間的文化底蘊。此言雖不無為即成事實找理論依據(jù)的嫌疑，但古人的觀念與今人不同，可能表現(xiàn)在很多方面。即使看起來一目了然的自然區(qū)域觀念，很可能也存在著古今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