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回望人類歷史，每一次經濟大蕭條、社會大動蕩、文明大倒退，幾乎都緣于錯誤思想的流毒——20世紀的歷史，尤其如此。
發生在20世紀的一戰、二戰、冷戰，是人類先輩們不敢想象的——不僅規模空前、損失慘重，更是一種波及所有領域、裹挾所有階層的“全面戰爭”。
最令人唏噓的，是20世紀的多起內戰。西班牙內戰、越南內戰、東西德之間的柏林墻，以及持續至今橫在南北朝鮮之間的三八線……其手段之酷烈、仇恨之深重，甚至遠遠超過古代的異族征戰——沖突雙方都堅信，自己正在捍衛一種更先進、更高尚的觀念。

然而，與觀念帶來的后果相比，這些導致了劇烈沖突的觀念本身，卻因為種種原因，長期無法被大眾知曉。

▋烏托邦神話：計劃指導市場
亞里士多德說，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是在整個20世紀，總有人幻想著人類可以達到“全知全能全善”，建成盡善盡美的制度——為著這種觀念，他們甘愿賭上（所有人的）性命。
一戰前后，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誕生、電氣化的起飛，都極大地助長了人類的自負。人們痛恨資本主義的“軟弱和不公”，盼望以“科學主義”構建出完美的經濟和政治，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
1917年，蘇聯在一戰的余燼中誕生。隨后，旨在“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通過強大的政府，以科學的方法，管理整個國家生產與需求”的計劃經濟模式，在短短幾年時間，締造了20世紀歷史上的蘇聯神話。
就在“蘇聯神話”讓世界側目時，年僅30歲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發表了一篇石破天驚的文章，對“蘇聯神話”，尤其是“經濟奇跡是否可行”的問題，發出有力的質疑。
這個話題相當龐大，但米塞斯的論證和邏輯鏈條非常簡潔清晰：
1. 生產、消費是最基本的經濟活動，兩者都是靠“經濟計算”來達成的。即是說，生產者和消費者在估算一筆買賣時，只能憑借“由競爭產生的真實價格”作出決策。
2.價格反映的是消費者的需求程度，以及生產資料的稀缺性和可靠性——任何個人或組織都不可能掌握如此龐雜的信息。
3.生產資料一旦被壟斷，自由競爭一旦被人為消滅，價格會因此被扭曲，失去其尺度功能——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失去了唯一的參考。
4.生產者為了虛假的需求做無用功，消費者花高價也買不到合適的商品。最終，整個經濟體因為嚴重的浪費和短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簡言之，米塞斯以事實和邏輯證明：任何強大的單一組織，都無法完成經濟計算，必然導致混亂、奴役和衰敗。這篇文章連同后續的論證，后來被擴充為一本曠世巨著《Sozialismus》。
20歲的哈耶克在讀完這本書后，立即決定拜米塞斯為師，并從一名“溫和的激進主義者”轉向了堅定的市場派。而最能代表哈耶克學術水平的《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一書，正是沿著米塞斯提出的問題，進行的追根溯源之作。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篇文章招來嚴厲的批駁，甚至激烈的謾罵。米塞斯孤軍奮戰，他的對手卻是數不勝數——最著名的是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

如同所有烏托邦主義者一樣，蘭格指出了市場經濟固有的缺陷：
1. 自由市場的價格體系和自由競爭，必然導致極大的貧富懸殊、資源錯配；
2. 自由市場的無序競爭，將無藥可救地導致周期性的“癲癇”——經濟危機；
3. 自由市場的這一致命缺陷，必然導致“繁榮—衰退—蕭條—復蘇”的周期輪回……
自由市場真的是弱肉強食、混亂無序嗎？計劃真的可以彌補市場嗎？那些美好的烏托邦愿望，真的能實現嗎？……圍繞這些問題，米塞斯與蘭格等人爆發了曠日持久的大論戰——它被稱為“兩種思潮、兩種意識形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蘭格提出了一個“完美方案”：把經濟運行的理論模式引入市場機制，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充分利用高效率增長的經濟運行模式。簡言之，就是“用計劃指導市場，彌補市場的不足”。
米塞斯毫不客氣地反駁：計劃經濟無法彌補“市場的弱點”，計劃的弊病會擴散到其他領域，導致巨大的社會災難。
1.計劃經濟沒有價格激勵，創新和互助都會走向衰竭；
2.計劃經濟的決策者，不用承擔破產、退場的后果，因此其錯誤將會不斷擴散；
3.計劃經濟的成果分配，是靠中央計劃的強制命令，而不是價格貢獻，其結果是更嚴重的不公和貧富差距……
米塞斯對計劃經濟的質疑和預判，每一點都切中要害，也幾乎改變了世界的思想版圖。
尤其是當蘭格辯稱“即便沒有價格參照，我們也可以更細致地計算生產要素”時，他其實已經承認了米塞斯的預判：計劃經濟的確摧毀了估算商品的“唯一標尺”——每個外行人都能看懂的“價格”。
遺憾的是，隨著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論戰的天平發生反轉，反對市場、支持計劃的觀點很快取得了壓倒性優勢。
各國央行的通脹政策引發全球性的錯誤投資，泡沫在1929年爆炸，大蕭條橫掃世界，各大經濟體哀鴻遍野。而蘇聯由于所有生產資料歸政府所獨有，靠著控制貿易流量、掠奪私人經濟，它躲過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再加上新技術革命的紅利，其經濟幾乎一枝獨秀。
盡管米塞斯早就預言了大蕭條，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都認為是“蘭格駁倒了米塞斯”——這場論戰因此被稱為“蘭格論戰”，這套“計劃指導市場”的模式也被稱為“蘭格模式”。
于是，蘇聯計劃體制借著知識精英的背書，戴著“關心勞苦大眾”的冠冕，迅速成為擺脫蕭條、弱國變強的“救世良方”。致命的病毒開始在全球擴散：當時的納粹德國、中國國民黨政府，甚至美國羅斯福政府和阿根廷政府，都爭相學習蘇聯的“成功經驗”……

平等神話：分配帶來正義

亞當·斯密說：“所謂正義，就是讓一個人得到他應得的東西”。
然而，古今中外的天才幻想家們，為了實現“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國”，總喜歡以上帝自居，自行設立正義的標準——為了讓一部分人得到“不應得的利益”，他們寧愿讓另一部分人得到“不應得的下場”。
1971年，羅爾斯在《正義論》開篇寫道：“如果說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是真理，那么社會制度的首要目標，就是正義。”
羅爾斯主張，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包括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實行“平等分配”：
1. 平等自由原則：社會的基本結構要平等自由，即每個人獲利的方式，應該符合基本的社會規范。
2. 機會公平原則，結合差別原則：在實現機會公平之后，如果還“不夠平等”，就要遵循“差別原則”——天賦高者得利多，就有義務幫助弱者。
天賦高者得利多，為什么“不正義”呢？羅爾斯提出了“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天才富貴，弱者貧困，國家該不該督促天才幫助弱者？角色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如何找到“最正義”的答案呢？
假設我們事先都被擋在幕后，不知道自己將會得到哪一種身份——在那種場景下給出的答案，就是人類理性的最大公約數，也是“最公正的”。
于是，從“分配正義”的目標出發，羅爾斯設計出一整套制度架構：權威、社群（國家、教會或別的集體）、法律等都要積極發揮作用，督促富人“負擔起幫助窮人的義務”。
這本綠色封皮的書引發轟動，一時間洛陽紙貴，掀起的討論熱潮被稱為“綠魔”。羅爾斯備受追捧，講座場場爆滿，甚至被人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
3年后，哈佛大學的同事、諾齊克教授發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質疑所謂“分配正義”，并就正義來源、個人權利、國家權限等問題，與羅爾斯展開論戰。

諾齊克認為，真正的正義是“持有正義”，包括：
1. 取得的正義原則。如果每個人的持有都是正義的，那么持有總體也是正義的，反之則不然。祖傳的遺產、野地里撿的金子、誠實經營所得的利潤，不需要矯正。
2.轉移的正義原則。自愿的交換、贈送，屬于此類。
3.矯正原則。前兩個原則受挫時，需要做出糾正。法院判決的賠償，屬于此列。
諾齊克堅持，不能把天賦、勤奮、幸運所帶來的收益，看成“社會”的共同資產——它們都屬于“最基本的個人權利”；不能以“社會正義”的名目，使個人遭到無端的侵害——不正義的手段（局部），絕不能帶來正義的目的（整體）。
因此，所謂“分配正義”（包括權力主導的“福利”國家），其實質是對個人權利的踐踏、對正義原則的歪曲。
羅爾斯的設計，最終是做大國家權力，侵害個人自由。這種“分配正義”越多，國家權力就越橫暴，個人自由就越卑微，真正的正義也會因此消亡。
對于國家的功能、權限，必須予以高度警惕——與其做大國家，不如重申國家的限度：國家必須是，也只能是保護個人權利的工具；這種保護必須是“被動的”、“最小的”、“守夜人式的”。這樣的國家才是正義的、持久的，才可能為個體公民提供中立性的保護。
諾齊克進一步指出，相比追求“平等”的分配正義，保障個人權利的努力通常更緊迫、更艱難。20世紀的一系列烏托邦體制，都打著“平等”的旗號，把國家權力擴大到極致，導致了無數的人禍。

▋意識形態神話：宗教戰爭已經遠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如果沒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允許”。在“上帝已死”的時代，人們肆無忌憚地踐踏一切道德倫理，渴望砸碎一切“自由的枷鎖”。
然而當他們宣稱“人類理性已經消解宗教蒙昧，我就是自己的上帝”時，卻驀然發現，自己已經身陷宗教戰爭。
法國是啟蒙運動的大本營，也是各種無神論意識形態的發源地。數百年來，法國思想家不遺余力地創造各種“新信仰”（意識形態），以此抨擊教會、謳歌理性。
在意識形態幾乎全面統治人類的20世紀，法國思想家保羅·薩特，是當之無愧的意識形態先鋒、左翼思想領袖，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因為與他尖銳對立，成為“20世紀和法國人中的雙重異類”。
薩特是天才的劇作家，也是激進的革命者。二戰前后，他一邊組織烏托邦主義運動，一邊寫哲學《存在與虛無》。
薩特的哲學與其說是無神論，不如說是“反有神論”。他認為：人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須徹底否定上帝、否定“先于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當下的自己（虛無）、“自己創造自己”，否則就會落入“宿命論”和“任人擺布”的境地；每個人都要爭取自由，于是每個人都只能看見自己，在孤獨、掙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
基于這樣的意識形態和人性假設，薩特非常推崇“斗爭哲學”，積極鼓動、親身參與國內外的階級斗爭。

1968年5月，因美國介入越戰，法國爆發騷亂——史稱“五月風暴”。大學生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資本主義”，占領工廠學校，筑起街壘對抗軍警。為聲援學生，全國1000萬人發起罷工游行。戴高樂總統逃往德國避難，法國幾乎爆發內戰……堪稱法國版“武斗奪權”。
薩特等人前往大學發表演講，支持學生暴亂。他還以執行主席的身份參加了一個法庭，審判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罪行——法庭的名譽主席則是大名鼎鼎的伯特蘭·羅素。
面對此等荒唐和激進，雷蒙·阿隆批評學生“以自殺行為追求絕對自由”，嚴厲譴責薩特誤導青年，“以意識形態的演說，替代切實可行的政治計劃。”
對于“意識形態宗教戰爭”，阿隆的洞察堪稱經典：當一種政治主張借由“科學、理性”的名義，成為不可質疑、不容證偽的意識形態，它就會蛻變為一種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的傳統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
宗教曾被當作“人民的鴉片”，雷蒙·阿隆則針鋒相對，把“意識形態宗教”比作“知識分子的鴉片”，把知識精英傳播意識形態的行為比作“二手煙”——民眾接受的是二手知識，因此這種二手煙是更嚴重的“雙重毒害”。

阿隆尖銳地指出：激進的知識精英對傳統的政教合、宗教戰爭深惡痛絕，卻對意識形態的政教合、宗教戰爭趨之若鶩；正是這些“意識形態新宗教”日復一日地對民眾X腦、鼓動人性的敗壞，才造就了“20世紀的宗教戰爭”——“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對階J敵人毫不留情”……

▋當觀念之爭遭遇“政治正確VS正確”
蘭格VS米塞斯，羅爾斯VS諾齊克，薩特VS阿隆——這三場大辯論，代表著20世紀人類思想的最高水平，涵蓋了經濟模式、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三大戰場。 它們不僅深刻塑造了當今的人類沖突，也是20世紀極權歷史的病理切片，是我們避免重蹈覆轍的重要參考。
從出發點上看，蘭格、羅爾斯和薩特，都是人類某些“普遍價值”的忠實信徒：蘭格擔憂“自由市場的無序和冷血”，羅爾斯熱愛“正義和平等”，薩特敢于“向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組織開炮”——在今天很多中國讀者眼中，這些都是很“右”的價值觀。
他們還制定出完備的理論（方案），竭力消除“一切矇昧、不公和束縛”，試圖讓人類“掌握自己的命運”。
但是，自由、平等、正義、和平，這些美好的價值，為何卻成了20世紀三場大辯論中六位思想家所捍衛、但卻彼此沖突的價值？
其中，某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為何卻將人類導往地獄呢？高喊普遍價值的，到底誰是左，誰是右？
要回答這些問題，恐怕要跳出觀念本身，追溯產生這些觀念的思維方式，而思想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提出的“圣化構想”VS“悲觀構想”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恰似為破解以上難題量身定做。
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索維爾認為：知識分子間發生的所謂左右之爭，完美與修正之爭，現代與未來之爭，戰爭與和平之爭，其實都是偽問題——沖突爆發的根源，是他們頭腦中兩套根本對立的世界觀，其底層沖突正是“圣化構想”和“悲觀構想”這兩種思維的沖突。
圣化構想，認為任何社會問題都有一個抽象的“理想型”，一切思考均需圍繞這個理想型展開，他們并不在意現實條件，就希望把意念中的理想模型強行推廣到政治制度或社會生活中。
持有“圣化構想”的知識分子，罔顧人性的復雜，喜歡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在頭腦中構建出一整套完美的社會藍圖；他們對未來無限樂觀，認為依靠人類理性，依靠某些組織或強人，通過某個“一攬子解決方案”，最終就能建成人間天堂。
與“圣化構想”對應的是，對人類制度的研究，總是一種對“最可容忍的不完美制度”的研究，即悲觀構想。

就出發點來說，羅爾斯、薩特等人兼具善良和聰慧，堪稱“人類良心”、“知識教皇”。
但是，越是高尚的理想，其迷惑性越強、危害性越隱蔽；越是完美的方案，實現難度越高，權力對人性的強制就越多，個人權利也就越卑微……
這恰恰解釋了一個更吊詭的現象——那些看上去越高尚的理想、越完善的理論，帶來的后果就越糟糕：
蘭格的經濟理論，導致反市場的計劃思想在全球擴張；羅爾斯的正義觀，導致美國的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如“黑命貴”）；薩特的思想，成為二戰后歐美左派“暴力奪權”的理論武器（如“安提法”）。
與之相反，他們的對手米塞斯、諾齊克、阿隆——這些“永遠的少數派”，終其一生都奉行的，是被索維爾稱為“悲觀構想”的思維：
他們從不敢苛求完美，也拒絕給出任何“包治百病”的藥方；他們只是運用邏輯和事實，指出明確的悖謬和“最不壞的選擇”，告訴世人“什么可以做，什么絕不能做”；他們的誠實和謙卑在當世當時遭人唾棄，然而，文明的維持、人類的尊嚴，卻總是因他們發出的“雜音”而得以存續。
沿著索維爾的思考，我們判斷左與右的根本區別，還不在于是否高喊自由、民主、平等、正義這些普遍價值，而是其觀念與行動，秉持的到底是圣化構想還是悲觀構想。
再進一步，今天我們反思災難的源頭，不能停留在譴責某些政客的肆意妄為，必須追溯到那些懷揣“圣化構想”知識分子所制造的精神鴉片。而這些，不只是20世紀主要沖突的根源，也是當今世界價值撕裂，秩序失序的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身處轉型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及我們如何看待知識分子這一問題，無疑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知識分子既要批判現實，傳播真理，又要超越“橫渠四句”的修齊治平，避免陷入索維爾所批判的“圣化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