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進入持久戰，是時候重新理解“免疫”的社會內核了。

那天晚上，我忽然開始有點流鼻涕。一邊鼻子堵住了，我開始張口呼吸，嗓子干癢得難受。身體上傳來的任何一個信號——不管是絲毫的肌肉酸痛，還是任何一個噴嚏和咳嗽的沖動，都讓我十分不安。

該不會是感染了新冠吧？

一夜未睡安穩的我，腦中一直回想著這兩周生活軌跡中可能被感染的——到底是討論課的課堂，還是點單的飯館？是徒步的時候和沒戴口罩的大叔聊天，還是久違了的同學一起喝的咖啡？第二天一早我急忙跑去最近的診所，快速測試（Antigen Test）的結果很快就出來了，是陰性，我的心放下了大半。醫生詢問了我的癥狀，推斷是鼻炎，后鼻滴涕（postnasal drip）導致的喉痛、咳嗽，開了鼻噴劑，藥到癥除。（當然，保險起見，也在家等了核酸結果。）

對于打過疫苗的我而言，即使出現突破性感染，癥狀也很輕，對于沒有基礎病的年輕人而言，只有極小的概率會發展成為重癥，幾乎不可能導致死亡。說實話，過敏性鼻炎和新冠于我“個人”而言，并沒有實質上的區別，都僅僅是不舒服幾天，耗掉幾大包面紙罷了。讓我強烈不安的，是病毒圍繞我的展開——我過去兩周內所打過照面，甚至長談、共進午餐的人，他們究竟會如何？那些即將和我見面的人，對我又會抱有怎樣的擔憂？他們是否接種、是否安全，我不得而知；而“我”作為一個博士生、一個助教的角色，和我作為一個可能影響到身邊人的潛在的傳播者的角色，有著不可調和的沖突。

新冠對個人，并不僅僅是一個診療結果；對社會，亦不僅僅是一個確診數字——而是參與其中的每個人如何理解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的關系。在跌跌撞撞中前行的“后疫情社會”中，“個人”尤其顯得脆弱無力。“打疫苗、勤洗手、戴口罩、不聚集”這些不斷重復的針對個人的衛生規訓，根本無法消解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焦慮。

如果說2020年的疫情，還是社會管理者的策略之爭，那么2021年疫苗問世之后的疫情，就成為了社會與個人的角力。在疫情短期內無法消散的當下，個人如何消化關于疫情的社會關系？社會又如何處理個人對于責任和風險的理解？疫苗與口罩，究竟是個人的風險權衡，還是社會共抗病魔的長城？疫苗究竟為誰而打、口罩為誰而戴？

“群體免疫”的迷思

早在新冠之前，美國作家尤拉·比斯（Eula Biss）就在《免疫》中深刻地探討了這些關鍵問題。比起從上至下的醫學科學視角，比斯的這本書從一個新生兒的母親的角度出發，帶著些許初為人母的焦慮，自下而上地梳理了免疫和疫苗這個從根本上就扎根于社會土壤的概念。

比如，“群體免疫”這個從疫情一開始就被反復提及的概念。在流行病學家那里，這不過是一個科學術語，描寫了當一個群體特定比例的人群獲得免疫力時，病毒便會自動消亡。然而，在不負責任的政客嘴里，群體免疫被誤讀成為了一種“躺平”的方式，混淆了免疫的目標與途徑。

但尤拉·比斯指出，群體免疫一詞的關鍵，是“群體”。接種不僅僅影響單獨的個體，還同時影響著一個“共同體”。在某種程度上，人群接種疫苗，是在構建一個“免疫力銀行”，或者獻血的血庫。每一個人對這個銀行做的貢獻，都可以被用于那些不能或者未能被他們自身免疫力保護的個體們。疫苗并非每個人都適合接種，也沒有一種疫苗是百分百有效的。但是，當一個群體中大部分的人擁有免疫力，就能夠大大減緩病毒傳播的速度和范圍，把未接種的人保護起來，這才是疫苗真正的“保護力”。在新冠流行的地方，決定一個人是否會感染的因素，不僅是自己有沒有打疫苗，還有自己身處的社區接種率如何。

然而，群體免疫在個體身上很難體察。我打了疫苗，沒得病，疫苗是有用還是沒用呢？我是愿意承擔疫苗所帶來的極小的風險以及副作用，將我自己的免疫“捐”出給社會，還是心里打好小算盤，搭群體免疫的“便車”？面對傳染力越強的病原體，就需要越多的人“捐”出免疫。

但在當下，個體的敘事，占據了生老病死的絕大部分篇幅，也成為了一種強大的思維定勢，而在對疾病與社會關系的詮釋中，這種思維的作用，比單純的“事實”更加關鍵。

健康不是“個人”的事

比斯在《免疫》中寫道，“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這個詞，通常讓人們聯想到牲畜群（herd），若不是盲目隨大流，就是被更高的力量所掌控，這不是什么讓人信服的詞匯。而在現代社會，絕大部分時候，我們都用自我的方式在思考、計算，我們的身體是“我們獨立照料的家園”。

這種思維也不僅是自己，還有屬于自己的家庭。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社會學教授珍妮弗·萊奇（Jennifer Reich）在深入研究了一群拒絕為自己的小孩接種疫苗的母親后發現，這些母親將自己的孩子僅僅看作是自己養育的作品，對群體的健康態度淡漠。她們用自己的“照料”將小孩的身體層層包裹，并對疫苗這種“外來”的東西持有巨大的懷疑。比起真正的“反科學”，這種個體化的敘事無疑更加深刻地扎根于現代人的健康觀中。

醫療的個體化，也并不僅僅是觀念問題。我們的社會也越來越個體化、原子化，醫療衛生體系也更傾向于向個體提供服務，而忽視了社區的、群體的健康。這一點在美國社會體現得特別明顯，醫療極度市場化、醫療方面貧富差距的鴻溝、政府對醫療體系的放任，都使健康逐漸成為了一種個人的特權，并將面對病痛的個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這也種下了不信任的惡果。

《免疫》一書中寫道，許多人對疫苗抱有敵意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疫苗是大藥企、政府與“國際組織”的陰謀。“資本主義禁錮了我們的想象能力，讓我們難以設想竟會有一種公益精神能與資本爭鋒，即使這種精神是以人類生命的內在價值為基礎，”比斯寫道，“……在我們當中竟然有這么多人寧愿相信，全世界整個醫療系統的研究人員、衛生官員以及醫生都會愿意為了錢財私利去傷害兒童——這才是資本主義真正從我們身上掠走的東西。”

在疫情襲來時，一個缺乏健康共同體意識的社會，從上到下都只能陷入混亂，或者說是無助——只能一遍遍重復關于“一個人該不該戴口罩”的爭議。很少有人關心個體在各種社會關系的疾病境遇，一個必須要天天出門乘坐地鐵前往曼哈頓市中心工作的服務業者，應該如何應對每日來往的人流；或者在美墨邊境只說西班牙語的老人，應該如何理解疫苗究竟是什么。他們的處境影響著他們做選擇的能力，而他們自己的健康和周邊人的健康，又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身體的健康，從來都依賴于其他人所做出的選擇。”比斯寫道。或許，我們現在的社會離傳染病肆虐的年代已經過去太遠，而當新的傳染病出現時，我們對于疾病和健康的理解，必須進行一場深刻的改革。

互信的社會才能向前走

隱喻的力量是十分強大的。如果有人將自己的身體比作私有的花園，不容得任何外來的勢力“插手”，那么就有人會將任何危險的事物視作闖入自己家園的威脅。面對不可知的風險，人們的理性難以以量化的方式駕馭，而不可量化的恐懼，則是驅動我們憤怒、懷疑與抵抗的原因。這種恐懼的來源，不僅僅是病毒本身，還有各種各樣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其中也不乏偏見和歧視。

凱瑟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從疫情以來一直收集美國國內各種人對疫情議題的反應。在德爾塔毒株肆虐的時候，一個問卷是“誰應該為此負責”。接種過疫苗的人，將矛頭指向未接種疫苗的人；而未接種疫苗的人，則將矛頭指向了“帶來病毒的外國人”。這讓我想起，去年疫情在歐美暴發的時候，回國的人、特別是留學生被指“千里投毒”，而不去想象這些“外人”本也是受感染的病人。

外來與本地；潔凈與骯臟；疫情的戰爭與抵御疫情的長城，等等等等，都隱含了一種二元的隱喻。然而，疾病從來都不是二元的結果。人類已經與各種各樣的病原體從史前一直戰斗到現在，甚至形塑了我們的肉身和社會。問題不在于誰該為疾病的流行而負責，而是一個真正互信、互利的社會，如何一起在一波又一波的流行病侵襲下，生存下來，如何在商討中平衡各方的利益，如何在基本的認識上達成一致。而互信不僅僅是相信決策者，而是相信其他的個體都有保護群體的意愿，相信人們自由做出的選擇帶有善意的考量。

一場大流行，是一個社會信任程度的試金石，更是我們重新思考疾病、個人與社會的契機。在這條路上，每個社會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資料：

尤拉·比斯，《免疫》，彭茂宇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Reich, J. A. (2014). Neoliberal mothering and vaccine refusal: Imagined 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 privilege of choice. Gender & Society, 28(5), 679-704.

https://www.kff.org/coronavirus-covid-19/